從康山到太古：資本命名的城市與空間疊代的香港敘事

資本如何命名城市

在香港島東，曾有一個名為「康山」的地名，位處柏架山麓、鰂魚涌與西灣河之間，原為山海之間的荒地，幾無人煙。直到十九世紀末，英資太古洋行在此拓土建廠，地名隨之被取代為「太古」：太古船塢、太古糖廠、太古小學、太古冰廠、太古吊車……短短幾十年間，「康山」這一原有地名逐漸淡出市民語境，「太古」則如君主般為每一條街道、每一幢建築冠名，將整片城市空間納入企業秩序之下。

這不只是一次命名的更替，而是一場資本對城市空間的全面重寫。當企業不僅掌握土地、設計建築，更連街道與社區的名字都納入其體系時，「太古」已不再只是品牌，而是一種空間政體。它以工廠為起點，以住宅為中繼，以辦公與商場為延伸，在城市之中逐步擴張其影響疆域，最終建立起一個以企業為核心、以資本運作為基礎的現代都市王國。

本文即以太古為個案，追溯其自十九世紀末進駐鰂魚涌以來的空間生產與變遷歷程。從工業資本插入的初始擴張，到地產化下的住宅重構，再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商業聚落發展，太古不僅見證了城市形態的變化，更主導了這座城市如何被企業構想、規劃與命名。透過這個案例，我們將重新思考：在一個沒有總體都市主義的城市裡，究竟是誰在製造城市？

 

邊陲海灘與潛伏空間：太古之前的鰂魚涌

在今日熙來攘往的港島東，有過一段被歷史忽視的沉默時期。於19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初期，鰂魚涌尚未嵌入殖民地城市的經濟視野，其地理位處港島北岸中段，背靠柏架山、面向維多利亞港，卻因地勢陡峭、道路未通、遠離維多利亞城政經核心，而長期處於「城市發展延後區」。

地貌上，這裡原為蜿蜒海岸與礫石灘地，山坡覆以原始林木與溪澗，僅零星分布本地漁村與鹽田活動。鰂魚涌之名，意指漁民捕捉鰂魚（石斑）之灣，反映此地在早期主要作為自然資源補給帶，而非城市建設對象。缺乏可建地形、公共設施與交通樞紐，鰂魚涌遂被都市規劃網絡所排除，構成香港島內部的「潛伏空間」（latent urban space）。

然而，正是這種制度性忽略，為日後企業資本的大規模進駐預留了條件。與城市核心區地價高漲與土地緊縮不同，鰂魚涌在地價低廉、港口臨近、水源充足的條件下，成為企業在殖民城市邊陲布設重工業的理想據點。這裡不是城市自然延伸的結果，而是被挑選與植入的空間。這樣的空地性，不是空白，而是一種等待被編碼的潛能場域。正是在這樣的地理與政治縫隙中，太古的工業帝國於1880年代正式進駐，徹底改寫了鰂魚涌的空間邏輯與城市命運。從這一刻開始，鰂魚涌不再只是地圖上的濱海地帶，而即將成為殖民城市產業版圖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工業資本的空間插入與制度化城市形塑：太古船塢與糖廠的誕生

 

1883年，英資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將目光投向尚未開發的鰂魚涌海岸，並非偶然。對於殖民資本而言，這片遠離港政核心的濱海空間，既無法律障礙，亦缺乏地方反對勢力，是一張可隨意書寫的空白圖紙。太古所看重者，不只是海港可供大型船隻停泊，更在於整片土地可被企業制度重塑為一座全新工業城區的潛能。

太古洋行首先設立太古船塢（1883），翌年再增設太古糖廠（1884），形成涵蓋造船與糖品精煉的雙核心工業佈局。船塢工程浩大，設有多條乾船塢渠、大型起重設施與鋼鐵廠房，迅速發展為遠東地區最先進的船舶建造與維修中心之一。糖廠則承擔起精煉南洋與印度進口原糖的任務，建構太古集團從原料進口、加工到出口的完整生產鏈。這套垂直整合的空間機器，將鰂魚涌徹底納入殖民地貿易網絡與帝國工業鏈條中。

然而太古的空間插入遠不止於生產設施的建構，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塑造出一套以企業為單位的城市治理體系。為配合龐大人力需求，太古在工廠與船塢周邊建設職工宿舍，依層級分配居住空間：從普通工人到英籍技師、管理人員，各階層皆有對應樓宇與設施，冠以「太」字命名（如太康樓、太祥樓、太樂樓），形塑出一個由企業命名、規劃與控管的半封閉性都市社區。這不只是「為工人而建的城市」，而是企業主體的延伸建制，是工廠制度在城市尺度的展現。

為提升社區的功能與依附性，太古亦興建太古小學、醫務所、食堂與俱樂部，甚至在山腰設立冰廠、水塘與避暑屋舍，藉以服務高級職員生活。垂直的地形條件亦被資本合理化：1892年啟用的柏架山吊車系統（Mount Parker Aerial Ropeway），串連起山下工業設施與山上管理空間，形成空間上的社會分層與機械連結。吊車既是物流系統，也是企業階級秩序的可見象徵。

至此，鰂魚涌不再是城市的外圍，而是一個被殖民企業嵌入、設計與制度化的工業城市單元。它的形成，並非基於地方發展需求，而是資本主導下，以企業網絡與殖民秩序為邏輯所生成的空間機器。在這裡，「城市」不是自然生長的，而是被建構出來的，是殖民資本將空間視為生產工具與社會控制場域的實驗場。

 

工業解體與都市再編：從工廠區到私營城市空間的誕生（太古城）

1970年代的香港，面對著工業外移與土地價值重估的雙重壓力。隨著重工業逐漸遷出市區，位於港島的造船、煉糖與加工廠地紛紛步入退場階段。太古洋行亦於1972年將其鰂魚涌船塢關閉，並與黃埔船塢合併遷往青衣，宣告長達九十年的工業城市模型正式終結。而隨之而來的，不是空間的荒廢，而是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空間重編碼工程。

太古船塢與糖廠遺址，總面積廣達數十公頃，成為當時香港最具開發潛力的市區土地之一。太古洋行隨即啟動從工業資本轉型為地產資本的關鍵一役。1975年，太古城（Taikoo Shing）正式動工。這不僅是一次土地用途的轉換，更是一場私營化的都市再生實驗：將昔日屬於工人、貨輪與機器的空間，重構為中產家庭、消費文化與地鐵節點共構的生活環境。

的開發理念可被視為企業主導城市設計的典型範本。作為一個整體策劃的都市空間，它由太古自行規劃、興建與營運，分十一期發展，最終落成超過60幢住宅大廈、數十座空中花園、會所、溜冰場與商場等配套設施，提供逾12,000個單位，容納超過三萬人。這種以一體化規劃的封閉社區模式（gated urbanism），對比於當時由政府主導的新市鎮建設，呈現出更高密度、更強控制力的民間空間治理形式。

而真正賦予太古城都市節點地位的，是其與交通基建的高度整合。1985年，港島線地鐵通車，太古站設於太古城正下方，讓住宅、購物與運輸無縫接合。同年，東區走廊亦全線通車，形成貫通北角、鰂魚涌、柴灣至觀塘的快速道路系統。太古城不再是單一住宅群，而是以地產為主體、基建為骨架、消費空間為核心的都市副都心。

這場再編城市的過程，亦暗藏一種空間權力的轉移。昔日的工人聚落被中產家庭取代、公共街道被封閉式屋苑邊界劃分、工業生產空間被消費文化與品牌店舖填補。鰂魚涌已從「生產性城市」轉化為「消費性城市」的一部份。而主導這場變遷的，仍是同一個太古企業只是其角色，從工廠管理者變成了空間生產者與房地產治理者。

在太古城的玻璃幕牆與空中走廊背後，隱藏的正是香港城市空間邏輯的轉向：工業解體並不意味著城市衰敗，而是一場由資本主導的空間重新分配與功能重組。這段轉型歷程，標誌著企業資本正式由「產業空間的建構者」，晉升為「城市形式的塑造者」。

 

知識經濟的聚落化與都市空間的再前沿化：與港島東的重塑

當香港於1997年後全面轉向以金融、專業服務、資訊與創意產業為核心的知識型經濟體，城市的空間需求亦隨之產生轉變。過去支撐製造與住宅發展的空間邏輯，已無法回應新經濟對靈活辦公、複合機能與高效率交通節點的要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太古再次發揮其作為城市空間再創造者的角色，推動新一輪以港島東為平台的都市再前沿化（urban re-frontiering）。

自2000年代起，太古集團將目光從住宅市場轉向高端商業寫字樓與跨國企業總部需求，開始逐步重構太古城以北、早期屬於倉儲與低密度工業用地的區域。這一地帶，原屬太古工業生產邊緣地帶，如今則轉化為一個以高密度、智能化、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商業社區——太古坊（Taikoo Place）。

太古坊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業區」，而是一種企業治理型都會環境（corporate urbanism）的實驗場。透過大規模重建，舊有如港燈大廈、南豐大廈等工業式建築陸續拆卸，改建為One Taikoo Place、Two Taikoo Place等玻璃帷幕摩天辦公樓，搭配園景廣場、展演空間（如ArtisTree）、零售與健身設施，形構出一個結合工作、文化與休閒的都市生態系統。這是一種新形態的都市混合機能區，不僅供應空間，更形塑生活方式與企業文化。

與此同時，太古坊的空間重組並非孤立，而是深度嵌入區域交通網絡之中。地鐵鰂魚涌站與太古站分別承擔住宅與辦公區的節點功能，連接港島線與將軍澳線，構成與中環、金鐘、九龍東無縫銜接的跨區人流軸線。再加上東區走廊與東隧的連動，港島東已成為企業營運與勞動通勤兼容的新地理中心。

這種以資本為主體重新激活空間潛能的過程，不僅是一次功能的更新，更是一場空間價值的再生產。太古坊的興起，使鰂魚涌從中產住宅社區進一步升級為港島東的「第二中環」，吸引眾多跨國企業如Google、Facebook、金融機構與高端專業服務公司進駐。這裡所承載的，不只是辦公需求，而是知識型都市集聚的象徵性場域。

至此，鰂魚涌完成了一場跨越一百三十年的空間疊代：從漁港、船塢、工廠到住宅、商場與知識經濟聚落，它每一輪的變化，都是城市在全球與地方、資本與規劃、產業與社會力量交織下的產物。太古，不僅是一段企業史，更是一部企業如何主導城市形成與再生的空間編年史。

 

空間疊代與資本城市：從太古看見香港都市的自我生成邏輯

太古的城市演化歷程，不是一條線性的現代化道路，而是一場持續發生的空間疊代。在這場以時間為軸、資本為筆的都市變奏曲中，鰂魚涌由一片濱海灘地，成為遠東造船與糖品工業的心臟地帶，隨後蛻變為中產階層的理想社區，最終轉化為全球資本與知識勞動者的辦公聚落。每一次轉型，皆非自然生長，而是在既有空間結構的基礎上被拆解、重構與再命名。

這座城市的形成，並非來自一套總體藍圖，而是企業行動與基礎建設彼此拉鋸、協商與疊合的結果。太古在其中的角色，從早期的產業實體，逐步演進為城市空間的生產者。城市中的船塢不再造船，糖廠不再煉糖，取而代之的是玻璃幕牆後的共享辦公室與消費空間，但主導這一切的，始終是同一個企業，持續透過資本與規劃改寫空間功能與社會結構。

鰂魚涌的變化，映照出香港城市建構的幾項深層邏輯。在法律與政策尚未形成堅實城市規範之際，企業得以在制度縫隙中重塑土地用途；在土地價值與資產轉換凌駕於社會功能之上時，地產成為空間組織的最高邏輯；在每一次重大交通基建完成後，城市空間的價值重新洗牌，權力與資源再度集中於節點之上。階層秩序則不再只依附於勞動分工，更深植於建築密度、住宅面積、出入口位置與空中走廊的分布之中。城市的社會結構，於空間之中，被默默編碼。

因此，太古不僅是一段工業史的註腳，也不只是房地產奇蹟的代表。它是一個城市如何在資本、制度與基礎建設交織之下，自我演化、自我重組、自我投資的過程標本。在沒有整體都市規劃的背景中，企業便成為規劃的化身，空間轉化為治理與秩序的工具，城市成為一種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場域。

在太古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一座城市如何被不斷拆除，又如何在原地重生。這並非僅是關於空間使用的問題，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城市本身：作為一種不斷生成的過程，而非一個被規劃完成的靜態成品。太古正是這樣一種動態城市性的縮影，一部資本與空間交錯書寫的都市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