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誌

歷史的長河往往充滿了殘酷的諷刺與遲來的清算，當我們今日回望香港民主黨這個曾經佔據香港反對派半壁江山的老牌政黨，看著它如今在政治舞台上徹底邊緣化甚至走向實質性的覆滅，作為本土派的觀察者，我們的心情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愛恨情仇。這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而是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慢性自殺，是一場關於路線、信念與道德勇氣的漫長潰敗。民主黨的覆滅，標誌著「民主回歸」與「和理非」議會路線的徹底破產，也印證了本土派多年來對其「偽民主派」定性的歷史準確性。這篇文章將從歷史的縱深出發，整合階級背叛、世代對立與政治投機的三重視角，剖析民主黨的前世今生，探討為何我們對其覆滅既不感到高興也不感到難過，並論證為何那些比民主黨走得更前的人下場更悲壯，以及為何香港獨立與徹底抗爭成為了唯一的歷史出路。 民主黨之覆滅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其前身「匯點」與「港同盟」的時期就已種下了禍根，要理解民主黨的死因，必須追溯到那個充滿幻想與妥協的年代。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前途問題，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的民主派人士提出了「民主回歸」的口號，他們天真地相信只要香港人支持中國收回主權，就能換取中共賜予的民主與自治。這種基於對極權本質誤判的政治幼稚病，成為了民主黨日後所有錯誤決策的基因原罪。一九九四年發生的「六十席全直選」爭議，便是這種妥協路線的第一次具體展現。當時劉慧卿議員提出了私人草案，要求九五年立法局選舉六十個議席全部由普選產生，這本是體現民主原則、衝擊殖民體制與中共接收計畫的絕佳機會。然而當時作為民主黨前身的匯點成員李華明等人，卻以所謂的「平穩過渡」和「政治現實」為藉口，在關鍵時刻選擇棄權，最終該草案僅以一票之差被否決。這一票之差不僅斷送了香港在九七前實現全面普選的可能性，更暴露了後來民主黨在面對強權時那種骨子裡的軟弱。他們寧願犧牲原則去迎合所謂的現實，寧願為了保留在體制內的一席之地而自我閹割。正如當年《龍門陣》節目中一位觀眾所言，真正的民主鬥士完全不應該看政治現實，參選的目的應該是揭破當權者的假面具，衝破專制獨裁的極權體制。然而民主黨從一開始就背離了這個標準，他們選擇了做官，選擇了在鳥籠裡爭取那一點點剩菜殘羹，這注定了他們日後被時代拋棄的命運。                      ...

災難之後的錯置焦點 宏福苑五級火震撼全港，成為自九十年代嘉利大廈以來最嚴重的大廈火災。悲劇發生後，社會上充滿震驚、悲傷與憤怒，然而輿論方向卻迅速被引導至「竹棚危險」、「竹棚落後」這類簡化的討論。把責任全盤歸咎在竹棚，雖然容易理解，也讓人獲得一種「找到元兇」的直覺，但這種焦點轉移反而掩蓋了整個事件中最值得深入檢視的制度性問題。竹棚不是火災的導火線，更不是造成嚴重傷亡的結構性原因，真正的漏洞藏在長年累積而未被處理的工地監管與採購制度之中。 1983 年電氣化火車及落成不久的宏福苑 竹棚：香港城市建築的百年技藝 竹棚在香港存在超過一個世紀，是一套因應高密度城市環境而自我演化出的獨特工藝。竹材輕便、柔韌、抗風、可快速搭建，能夠在高樓林立、空間緊縮的香港發揮最大效益。從七十年代公共屋邨的建造，到八十年代地鐵沿線的高層建築，再到九十年代的城市大型翻新工程，竹棚一直肩負著支撐城市成長的角色。 竹棚技術更曾在 1986 年加拿大溫哥華世界博覽會（ Expo ’ 86 ）上大放異彩。當年的香港館以展示本地建築速度與靈活性為核心，而竹棚工藝正是鎂光燈下的主角。香港師傅在場館外以竹竿與扎帶搭棚，只靠傳統結法，就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複雜且極具穩定性的棚架。這項展示震撼國際建築界，外媒以「一座建立在竹子上的城市」形容香港，證明竹棚技術不僅安全，更是一項世界級、成熟且高效的建築工藝。 1986  年加拿大溫哥華世界博覽會香港館 宏福苑火災後的現場照片亦顯示，大量竹棚在烈火中仍保持結構完整，並未如流言般「全面化灰燼」。現有實驗亦證實竹材本身不易自燃，火勢垂直蔓延主要是工地阻火設計不足，而非材料本身的缺陷。   圍標案爭議： 3.3 億大維修與角色 在宏福苑大火之前，屋苑正在進行高達 3.3 億港元的大維修工程，牽動近兩千戶居民。工程因價格高昂、方案不透明而引發強烈反對，甚至有住戶入稟法院。公開資料顯示，曾任法團顧問的區議員黃碧嬌一度被居民質疑其角色是否涉及工程推動，但其所屬政黨後來發聲明指從未參與相關招標。事發後廉政公署隨即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整個工程，包括是否存在圍標、分判不當、使用不合規物料等問題。相關報導指出承建商曾被指涉嫌採購不具防火能力的材料，種種爭議反映制度漏洞遠超單一個案。 火勢能在宏福苑迅速向上蔓延，真正關鍵並非竹棚，而是外牆包覆...

  在香港這座鋼筋森林與玻璃幕牆構築的城市幻影中，有一種幽微的悸動正悄然復甦。那並非創新建築的光芒閃耀，而是來自六十年前山坡、後巷、唐樓天台上，一座座搖搖欲墜的鐵皮與木板棚屋的殘影。在港英時代曾被視為「城市之恥」的臨屋區、徒置區、寮屋群，已在九十年代前逐步清拆殆盡，曾一度被寫入歷史的註腳中，象徵着香港從戰後難民城市邁向現代都市的蛻變。而如今，當政府以「簡約公屋」的名義高調推出模組建築、過渡性住房，宣稱為基層市民提供希望之居時，我們不得不嚴肅地問一句：這真的是進步嗎？還是歷史正在反向行走，正義被封存，過去的創痛被當作可重複利用的治理手段？ 在都市計畫的語言中，城市發展的正義依循幾個基本原則，空間的連續性、社區的融合性、土地的可持續性，以及最根本的居住權保障。而在這些原則之上構築起的，是對城市未來的有機想像與結構性藍圖。然而，當我們檢視近年簡約公屋的選址與功能定位，所看見的卻是與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背道而馳的政治現實操作。這並非空間創新，而是空間敗退，不是規劃突破，而是治權妥協。 回望歷史，臨屋的誕生本是應急之舉。 1945 年戰後香港剛從廢墟中重建，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湧入，將人口從戰前的六十多萬瞬間推至兩百萬。土地供應嚴重滯後，政府缺乏長遠規劃與行政能力，民間便自發於山坡、空地搭建寮屋，木板、鐵皮、竹架所構的聚落如野火般蔓延至九龍、港島及新界各處。這些空間雖不合規劃、不符法規，卻構成一種底層城市的空間韌性，一種對制度空白的原生回應，也是一種都市邊緣社群對生存權的自我主張。 英國人移交香港前 已經將所有 臨時公有房屋清拆 1953 年石硤尾大火成為歷史的轉捩點，徹底摧毀港英政府對非介入型城市管理的幻想。政府於是設立徙置事務處、興建徒置大廈與臨屋區，這些空間最初被定義為過渡性棲所，用途單一、標準化、功能極簡。然而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隨着麥理浩時代的十年房屋計劃與新市鎮政策推進，臨時建築逐步被納入長遠規劃架構中加以替代。荃灣、沙田、屯門的發展，不只是人口遷移的結果，更是一種都市主義規劃理念的實踐，將住房視為城市發展的基礎，不是最低限度的安置手段，而是公共空間、社會整合與城市功能調和的起點。 而今天，這一理念卻徹底崩解。簡約公屋的出現，乃是城市規劃邏輯讓位於短期政治壓力下的工程手段的結果。政府不再談土地用途重整、不再更新都市總體規劃、不再改革土地儲備制度，而是直接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