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誌

從國族身份到普世正義的倫理選擇 我不是中國人。我不認同「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也不接受自己被納入這個由上而下建構的國族身份之中。對我而言，「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文化共同體，而是中國近代政權為了統一統治所創造的政治敘事，它掩蓋了語言、宗教、文化、歷史的多樣性，並透過教育、宣傳與制度強化來重塑個體的自我認知。這種虛構的統一，是為了統治需要，不是人民選擇的共識。然而，正因為我如此清楚地拒絕這種虛構的國族認同，我更加堅定地支持平反六四。我支持的，不是某個國家的轉型，而是對歷史罪行的追問；不是民族尊嚴的回復，而是對人性尊嚴的還原。因為我相信，正義不需要國籍，記憶不需要邊界。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是中國人民自發追求制度改革、新聞自由與反腐敗的運動。那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希望透過和平請願推動政治透明與官員問責的社會改革運動。當時的學生和市民們要求終止官倒、實現新聞自由、打擊貪腐與權貴特權。他們走上街頭，是出於一種對理性的信仰與對未來的想像。他們未曾要求推翻政權，只求對話與改革。可他們得到的，卻是槍聲與坦克，是血與火的鎮壓。 我支持平反六四，不是出於對中國的情懷，也不是出於對歷史的鄉愁。我支持的，是對無辜被殺者的尊重，是對那段被系統性抹消的歷史真相的召喚。我選擇記住，是因為健忘是壓迫者最大的同盟，而記憶是反抗最基本的形式。我支持平反，是因為那不僅是中國的創傷，更是人類對抗國家暴力時代的標記。   若我們自認為自由民主的擁護者，就必須超越國界與文化，去支持全球各地一切爭取自由、反對貪腐與暴政的努力。 如果我們真相信自由民主，那我們就不能只在自己國家要求正義，而對他人遭受的不義視而不見。貪腐與官商勾結，從來不只是中國的問題。它們是任何國家在權力缺乏監督與制衡時的通病，是民主社會滑向威權主義的前兆。貪腐侵蝕法治基礎，破壞公平競爭，加劇社會不平等；官倒讓公共資源流入少數人手中，摧毀社會信任，也讓民主制度空洞化。這些問題無國界，正義的反抗也不該被國界限制。香港的反送中、白俄羅斯的示威、伊朗女性的抗爭、緬甸人民的武裝自救、俄羅斯的反戰抗議，以及曾經在開羅、德黑蘭、河內、台北、首爾的街頭出現的自由呼聲，它們背後的語言不同、文化各異，但本質上是一樣的：那是人民反對專制、反對腐敗、反對不義的集體行動。當我們支持這些運動時，我們不是在干涉他國內政，而是在為人...

紀念胡耀邦同志與趙紫陽同志 在那個政治高壓、思想鉗制的年代，他們曾是萬惡中國共產黨體制內少數擁有良知的政治家。這不是輕率的標籤，也非情緒化的讚頌，而是對歷史的誠實回望與對勇氣的深切紀念。他們是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位曾身居高位卻不迷失初心的領導人。他們在制度的巨牆內努力掙扎，試圖以人的尺度為國家注入變革的契機，最終卻被體制反噬，成為沉默年代裡最明亮的微光。 胡耀邦， 1915 年生於湖南 瀏 陽，一生經歷中共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他在文革後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發起一場觸及靈魂的平反與撫恤運動。他為胡風案、彭德懷案、右派案等無數冤案平反，修補了數百萬家庭的傷痕。他深知中共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因此選擇不迴避、不推諉。他以真誠對抗虛偽，以人性抵抗黨性。在青年與知識分子之間，他享有極高聲望，卻因此惹來黨內元老的警惕與敵意。 1987 年，他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罪名是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實則是太過正直，無法與偽善共舞。 趙紫陽， 1919 年生於河南滑縣，早年從農村基層幹部起家，因治理廣東與四川農業改革有功，成為改革開放的關鍵推手之一。他接任總理與總書記期間，推動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實施企業承包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主張價格雙軌制以平衡轉型期的物資配置。他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制度改革者，深諳中國之疾在僵化的官僚體制。更難能可貴的是，當 1989 年春天學生湧上街頭要求民主時，他選擇與他們站在一起。他走進天安門廣場，哽咽發聲，說「我來得太晚了」。這句話並非懺悔，而是承擔。他沒有下令鎮壓，也未對青年貼上「反革命」標籤。他的選擇，是一名體制內領導人罕見的道德堅守。 歷史從未寬待這兩位心懷人民的改革者。胡耀邦的突然辭世，引爆了全國性的哀悼潮，成為六四學運的導火線。他的靈柩送行隊伍綿延數公里，卻被黨內定性為「政治風波」。趙紫陽則從 1989 年起被長期軟禁，至 2005 年辭世，十六年間音訊皆封，名字從教科書、報紙與官方記憶中徹底抹去。這是一種活埋式的歷史處決，也是對良知最陰險的報復。 我們應該清醒地知道，胡耀邦與趙紫陽並非完人。他們出身紅色體系，參與過中共的歷次運動。他們也曾身陷「路線正確」的自我迷信。但難能可貴之處，正是在極權體制內，他們逐漸脫離機器人的角色，恢復為有思考、有感情、有原則的公民。他們知道制度錯了，也知道該修、該改、該讓人民說話。他們沒有完成歷...

         在九七回歸之前，香港的天氣預報每天都會播報來自世界各地的城市氣溫，從北京、東京，到紐約、倫敦，甚至還有澳洲的雪梨與紐西蘭的奧克蘭。這些城市的排列，乍看之下只是新聞的一部分，但其實也透露出當時香港和世界的關係是怎麼被想像與建構的。那是一個被殖民地遺緒、華人移民潮，以及亞太經濟圈共同形塑的時代。 人們透過電視知道世界的天氣，也因此知道自己屬於哪個世界。香港當時與東南亞的吉隆坡、新加坡關係密切，也與加拿大、美國的城市頻繁互動，那些連線就像是無形的橋梁，把散居海外的親人、投資者、學生、商人一一串起來。這些城市不是隨便選的，它們構成了一張屬於九七前香港的「全球地圖」。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世界變了，香港也變了。當我們重新去畫這張城市地圖，會發現一些名字淡出了視野，另一些名字則浮上了網絡的中央。像深圳這樣過去只是邊境的工業城，如今卻成了科技與資金的核心、韓國首都名字去中國化從漢城改名首爾、而一些曾經是移民熱門的城市，如多倫多或溫哥華，則不再那麼常出現在新聞畫面中。 這不只是資訊排序的改變，更是香港角色轉變的體現。從過去那個連結殖民母國與華人世界的中介，慢慢轉向一個數位資本驅動、依賴平台網絡生存的節點城市。我們在天氣報導中看到的，不只是氣溫與濕度，而是一座城市如何定位自己、如何想像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這章導論，便是為了打開這段轉變的門，從媒體、地圖與日常生活中的訊號，去看一座城市在全球網絡裡的過去與未來。   九七以前的城市地圖 如果把九七以前的香港想像成一座向外開放的碼頭，那麼每天天氣預報中的城市，就像是一艘艘定期停靠的船，載著資訊、金流與人際網絡，來來往往，從不間斷。那是一張由英國殖民地制度、亞太經濟區位，以及華人移民潮共同織成的網。這張網看不見，卻存在於每一張護照、每一封家書、每一條航班與每一段通訊裡。 那時的香港，與亞洲的主要城市緊密相連。新加坡是對照，也是競爭；台北是親近的鄰居，新聞裡總少不了它的名字；東京與漢城則代表著東亞的兩個經濟強權，是香港對外參照的兩塊鏡子。每次氣溫播報，不只是氣象，更是對亞洲秩序的一次默默註解。 除此之外，還有那些更遠的城市 —— 悉尼、墨爾本、奧克蘭，它們代表著英聯邦的幽靈，提醒人們：雖然回歸在即，但殖民記憶尚未遠去。而溫哥華、多倫...

制度的缺席，城市的沉默 東海別墅，一度被視為台灣郊區住宅發展的範例：位處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與東海大學之間，環繞綠意與學術氣息， 1970 年代由康橋建設推出時，標榜「花園中的別墅生活」、「理想的教育環境」，吸引眾多知識份子與教職員遷入。 但半世紀過去，走進今日的東海別墅與國際街一帶，別墅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層層套房、公寓、鐵皮屋與複雜的違建群落。道路窄小破碎，車流與人流交錯混雜，街道規劃紊亂，商業與住宅用途無明確邊界。這裡既像都市，又無都市設施的基礎條件；既非鄉村，又失去生活秩序的節奏。究竟是什麼導致一個原本高度計畫性的社區，在短短數十年間，變成制度難以掌握的邊緣空間？ 本文將從都市計畫與都市發展史的角度切入，解構東海地區的空間轉變脈絡，追問那些逐步累積卻從未正視的制度性失誤。若說城市是一場由政策導引的長期建構，那麼東海的「亂象」，或許正是這段建構過程中，每一次規劃失語、制度逃避與治理抽離的集體映照。   康橋夢想的開端：「東海花園別墅」與計畫外的社區誕生 1974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報》房地產版面刊出一則令人矚目的廣告：康橋建設事業公司宣布，將在台中市龍井區推出「東海花園別墅」建案。廣告以空拍圖呈現整齊排列的白色建築，搭配文案中的關鍵字：「清新空氣、安靜社區、東海學風、台灣大道旁」。這不僅是康橋建設的野心企圖，更是 1970 年代台灣中產階級在都市外圍尋求「理想生活」的象徵投射。 此區之所以選址於東海大學旁，不僅因校園地景優美，更因其土地多屬私有農地或閒置地，開發成本相對低廉。然而，這也意味著：開發行為實質上先行於制度設計。當時該地並未被納入都市計畫的細部範圍，土地仍登記為農業區與鄉村區，並無完整的都市設施計畫支持。道路、排水、交通系統皆屬「自理型工程」，即由開發商與地方住戶協調鋪設。 從都市發展史角度看，東海別墅是一種在都市制度縫隙中誕生的開發模式：制度尚未臨，市場已先行。建商對外形塑理想生活的想像，卻無法對內提供長期維運與結構保障。儘管初期吸引教師、公務員、中產知識份子進駐，建立了一套「花園社區」的空間意象，但這樣的秩序並非來自都市計畫本身，而是一種短暫的市場協議與階層文化共識。 然而，當社會與人口結構變化，這套非正式秩序便無以為繼。都市計畫的缺席，並不只是對空間的沉默，更是一種放棄治理的姿態。當...

BBC調查紀錄片：愛國者的崛起 在歷史教科書裡， 1997 年被寫作一場結束與起始的交匯點：殖民地香港「回歸」祖國，結束百多年外來統治，進入中華民族的現代敘事中。這種書寫方式試圖讓「主權回復」與「民族正義」畫上等號，讓政權更替等同於身份修復。但事實是，主權回來了，市民卻不再自由；國旗升起了，思想卻被降格審查；而那個曾經允許辯論、出版、示威的香港，在「愛國者治港」的治理邏輯下，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內部殖民。 本文將提出一個不合時宜卻不可迴避的問題：香港是否真的擺脫殖民統治，還是換了一套更深層、更全面的殖民手法？透過對國安教育、舉報制度、審查機制與選舉排他化的制度分析，我們將發現今日的香港，並非走向自治，而是在主權的名義下，被收回、被重塑、被馴服。殖民未曾遠離，它只是換了語言，換了旗幟，以熟悉的名字向你靠近。   引言：主權的回歸，殖民的回聲 1997 年夏天，當英國國旗在維多利亞港緩緩降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迎風升起，世人以為一段殖民歷史已然終結。許多歷史敘事與國族儀式都將那一刻描繪為「回歸祖國的懷抱」，是一座城市終於修補主權斷裂的歷史創傷。但二十多年後，當我們重新檢視今日的香港，卻不得不提出一個痛苦的問題：殖民真的終結了嗎？還是，它只是換了一套語言與儀式，悄然重返我們的生活？ 回歸之初，「一國兩制」的承諾似乎為香港保留了一絲例外性的空間。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資訊流通、國際接軌，這些構成「香港模式」的核心價值被寫進基本法，為港人與世界鋪設了一段短暫而動盪的交界期。可惜，這種制度安排並非建立在真正的主權共享或認同對話上，而是建立在北京容忍的邊界內。當邊界被重新劃定、容忍被收回，我們看到的不是「統一後的自治」，而是赤裸裸的治理收編。 2020 年國安法的頒布成為這場轉折的分水嶺。從那一刻起，香港從一座具備獨特制度與公共生活的城市，逐漸轉變為一座治理樣板上的控制實驗場。那些原本屬於殖民地時代所保留的制度性自由與灰色地帶，在愛國敘事的名義下被一步步清洗，語言、思想、記憶、表達——都被納入國家話語的訓練場。 殖民並不總是以外國旗幟與外來統治者的面貌出現。殖民的本質，在於統治者否定被統治者自我建構世界的能力，在於將權力與記憶從人民手中奪走。而這種殖民，不分膚色、國籍或旗幟，它可以穿上民族主義的外衣，也可以喊著統一與愛國的口號。 在今日的香港，主權雖回歸，卻無法回歸的是...

城市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 圖為解放前的柬埔寨首都金邊 片中為解放後去城市化的柬埔寨首都金邊 現代城市的存在，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城市的形成其實來自於特定歷史條件與經濟制度的推動。它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居住型態，而是對農業社會在資源、生產與勞動組織上的一種回應與超越。 當城市成功運作時，我們看到的是高效率的分工網絡、科技創新、行政治理、文化創造與經濟活動的集聚；而當這一套制度性結構被粗暴瓦解時，不僅城市消失，更牽動整個社會機能的崩潰。柬埔寨赤柬政權於 1975 年對金邊所施行的「去都市化」政策，便是一個活生生的極端案例。 透過這一案例，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城市的本質功能，理解城市分工的必要性，並對當代「去都市化」思潮中的危險幻想劃出界線。   從集聚到制度：城市的起源與歷史邏輯 城市的出現，標誌著人類社會從自然狀態邁入制度化與組織化的階段。城市不是單純的人口聚集地，而是建立在剩餘生產、社會分工與政治統合基礎上的複合體系。最早的城市形態，出現於農業社會達到一定生產力之後，當糧食不再只是為了家庭自足，而可以支持一群不參與農耕的社會成員時，城市的雛形才得以誕生。 早期的城市多依附於河谷平原或灌溉系統附近，如兩河流域的烏魯克、尼羅河畔的底比斯，或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 - 達羅。這些地點共同的條件是穩定的糧食供應、可控的灌溉系統與區域性的交通節點。城市在這些條件下發展，逐步累積宗教、政治與經濟的功能，並產生手工藝、祭祀、紀錄、統治等與農業無直接關聯的職業角色。這些職業之間的互賴關係逐漸構成了城市內部的初步分工與社會階層。 到了中世紀與近代早期，城市不再只是國王、神殿與市集的集散地，而進一步成為商品交換、法制建構與知識生成的空間。城市吸納來自鄉村的剩餘人口與勞動力，並提供技術、治理與文化生產的條件。在此過程中，城市與農村逐漸發展出功能分化：農村負責原料與糧食的供應，城市則掌握制度、工業與流通的權力。這種空間上的相互依存，使得城市不再僅是地理上的中心，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運轉核心。 進入工業革命之後，城市獲得新的生產意義。人口流向城市成為一種結構性趨勢，而非孤立現象。機械化、工廠制度與現代交通工具的出現，使城市成為資本與勞動密集的高效產地。大都市不僅凝聚了勞動力與技術，也承擔起行政統籌、知識創新與全球貿易的節點功能。城市的生存不再依賴周邊農業，而是透...

語言作為國族建構與文化代價的開端 語言從來不是中性的符號系統。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語言往往被制度化、等級化，並被有意識地操作為統治、動員與文化塑造的工具。對新加坡而言，語言政策的歷史不僅反映出其作為多語社會的治理策略選擇，更深刻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什麼語言值得被保存，什麼語言必須被捨棄」的價值排序。這種語言價值的編制，不單源自教育效能、科技發展或社會整合的實用考量，更是一種權力在文化層面上的深層運作。 李光耀正是這套語言政治體系的關鍵推手。他曾經以流利的福建話面對群眾，發表慷慨激昂的街頭演說，成功動員廣大的閩南社群，鞏固自己早期的政治正當性與草根支持。然而，不出二十年，他卻在公開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表示：「可惜是可惜，但這是值得的犧牲」，隨即宣告新加坡將全面推動普通話教育，並淡出方言使用。 1979 年，他親自發起「講華語運動」，這不僅是一場語言政策改革，更是一項文化轉型與記憶清洗的國家工程。福建話，作為他曾經倚賴的政治語言，在政策推進之後迅速被邊緣化，進入官方語言體系的沉默區。 這樣的轉變充滿政治弔詭。一位政治領袖如何在不同階 段 ，將同一種語言從動員利器轉化為文化包袱？而這種政策所造成的不僅是語言使用習慣的改變，更牽動整個世代的記憶、情感、以及對身份的感知方式。語言的喪失，往往伴隨著歷史斷裂與文化疏離，尤其當這種語言原本承載的是族群的口述記憶與地方知識時，其消逝便不再只是語音的消失，而是整體文化視野的萎縮。 從李光耀對福建話的語言觀與政策論述出發，探討新加坡華語政策背後的治理邏輯、現代性訴求與文化代價，並分析這場語言轉型對新加坡社會語言生態的影響，特別是對方言使用社群的文化疏離與歷史剝奪。在這樣的語言治理框架下，語言不再只是溝通的媒介，而是一項被選擇、被捨棄、被控制的國家資源。而新加坡的例子，正是理解語言如何成為一項統治技術、以及文化抵抗如何隱伏於語音之外的關鍵起點。   福建話作為政治資本 在新加坡建國初期，語言是政治動員的最直接工具。不同語言社群對應著不同的階級、族群、地域網絡與社會資源，而政治人物若要在高度多語的社會中獲取支持，語言能力與語言選擇便成為策略性行動的一環。對李光耀而言，福建話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的政治語境中，並非邊緣語言，而是連結廣大華人基層的重要橋梁。正是在使用福建話與其他方言的過程中，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