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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埔：被分裂的都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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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劃分矛盾：青埔的雙重依附困境 桃園市青埔地區，作為近年國家級基礎建設（高鐵、機捷、航空城）重點推進的區域，本應擔當起都市升級與國際門戶角色。然而，在現行行政體系下，青埔地理上橫跨中壢區與大園區，約四分之三隸屬中壢，四分之一隸屬大園。這種劃分方式，源自歷史地籍延續，卻無視今日青埔早已形成一個獨立、完整的生活圈與功能性都市區。城市地理學上所謂的功能性都市區（ Functional Urban Area, FUA ）概念，要求都市治理應隨著交通網絡、人口流動、經濟活動的實際連結來劃分，而非僵化維持舊有鄉鎮界線。青埔地區現今的行政邏輯，顯然落後於這一治理趨勢。 這樣的區劃，直接帶來一系列治理與施政上的困境。青埔範圍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分配、教育與交通規劃，均需跨越中壢、大園兩區行政單位協調執行。事實上，根據桃園市議會 2023 年市政協調會紀錄，光是青埔主要聯外道路如青埔五街、春德路的改善工程，便因行政責任劃分不清，平均延宕超過八個月，嚴重影響居民通勤與物流效率。當地居民在實際生活中，經常遭遇相同街道兩側道路鋪設標準不一、行道樹種植規格不同、甚至路燈型號與維護周期不一致的荒謬情境，顯示出管理碎片化的直接後果。 行政劃分帶來的公共服務差異，正在系統性地削弱青埔居民的生活品質與政治參與意願。 2023 年桃園市民政局調查數據指出，青埔居民對於「里辦公室服務便利度」的滿意度僅為 63% ，顯著低於中壢區整體（ 74% ）與大園區整體（ 78% ）。這意味著，在社區發展、里民活動、社會福利申請等層面，青埔居民實質上是被邊緣化的。青埔人不僅在行政上無法享有統一、便捷的服務，心理上也難以對任何一個母區（中壢或大園）產生真正的歸屬感。 從城市治理的理論視角來看，青埔目前的行政劃分模式，與當代先進城市普遍推行的「一體化都市治理」（ Integrated Urban Governance ）原則形成嚴重背離。根據 OECD 在 2017 年發表的《 The Governance of Land Use in OECD Countries 》報告，若都市空間劃分與實際功能圈不一致，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基礎設施重工與浪費、公共政策推行失敗、居民地方認同弱化等連鎖性負面效應。以新加坡為例，在城市擴張過程中，政府及時打破原有村落界線，依據新生活圈重新劃設市鎮單位，如裕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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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與房屋政策的集體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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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這座鋼筋森林與玻璃幕牆構築的城市幻影中，有一種幽微的悸動正悄然復甦。那並非創新建築的光芒閃耀，而是來自六十年前山坡、後巷、唐樓天台上，一座座搖搖欲墜的鐵皮與木板棚屋的殘影。在港英時代曾被視為「城市之恥」的臨屋區、徒置區、寮屋群，已在九十年代前逐步清拆殆盡，曾一度被寫入歷史的註腳中，象徵着香港從戰後難民城市邁向現代都市的蛻變。而如今，當政府以「簡約公屋」的名義高調推出模組建築、過渡性住房，宣稱為基層市民提供希望之居時，我們不得不嚴肅地問一句：這真的是進步嗎？還是歷史正在反向行走，正義被封存，過去的創痛被當作可重複利用的治理手段？ 在都市計畫的語言中，城市發展的正義依循幾個基本原則，空間的連續性、社區的融合性、土地的可持續性，以及最根本的居住權保障。而在這些原則之上構築起的，是對城市未來的有機想像與結構性藍圖。然而，當我們檢視近年簡約公屋的選址與功能定位，所看見的卻是與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背道而馳的政治現實操作。這並非空間創新，而是空間敗退，不是規劃突破，而是治權妥協。 回望歷史，臨屋的誕生本是應急之舉。 1945 年戰後香港剛從廢墟中重建，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湧入，將人口從戰前的六十多萬瞬間推至兩百萬。土地供應嚴重滯後，政府缺乏長遠規劃與行政能力，民間便自發於山坡、空地搭建寮屋，木板、鐵皮、竹架所構的聚落如野火般蔓延至九龍、港島及新界各處。這些空間雖不合規劃、不符法規，卻構成一種底層城市的空間韌性，一種對制度空白的原生回應，也是一種都市邊緣社群對生存權的自我主張。 英國人移交香港前 已經將所有 臨時公有房屋清拆 1953 年石硤尾大火成為歷史的轉捩點，徹底摧毀港英政府對非介入型城市管理的幻想。政府於是設立徙置事務處、興建徒置大廈與臨屋區，這些空間最初被定義為過渡性棲所，用途單一、標準化、功能極簡。然而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隨着麥理浩時代的十年房屋計劃與新市鎮政策推進，臨時建築逐步被納入長遠規劃架構中加以替代。荃灣、沙田、屯門的發展，不只是人口遷移的結果，更是一種都市主義規劃理念的實踐，將住房視為城市發展的基礎，不是最低限度的安置手段，而是公共空間、社會整合與城市功能調和的起點。 而今天，這一理念卻徹底崩解。簡約公屋的出現，乃是城市規劃邏輯讓位於短期政治壓力下的工程手段的結果。政府不再談土地用途重整、不再更新都市總體規劃、不再改革土地儲備制度，而是直接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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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山到太古：資本命名的城市與空間疊代的香港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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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如何命名城市 在香港島東，曾有一個名為「康山」的地名，位處柏架山麓、鰂魚涌與西灣河之間，原為山海之間的荒地，幾無人煙。直到十九世紀末，英資太古洋行在此拓土建廠，地名隨之被取代為「太古」：太古船塢、太古糖廠、太古小學、太古冰廠、太古吊車 …… 短短幾十年間，「康山」這一原有地名逐漸淡出市民語境，「太古」則如君主般為每一條街道、每一幢建築冠名，將整片城市空間納入企業秩序之下。 這不只是一次命名的更替，而是一場資本對城市空間的全面重寫。當企業不僅掌握土地、設計建築，更連街道與社區的名字都納入其體系時，「太古」已不再只是品牌，而是一種空間政體。它以工廠為起點，以住宅為中繼，以辦公與商場為延伸，在城市之中逐步擴張其影響疆域，最終建立起一個以企業為核心、以資本運作為基礎的現代都市王國。 本文即以太古為個案，追溯其自十九世紀末進駐鰂魚涌以來的空間生產與變遷歷程。從工業資本插入的初始擴張，到地產化下的住宅重構，再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商業聚落發展，太古不僅見證了城市形態的變化，更主導了這座城市如何被企業構想、規劃與命名。透過這個案例，我們將重新思考：在一個沒有總體都市主義的城市裡，究竟是誰在製造城市？   邊陲海灘與潛伏空間：太古之前的鰂魚涌 在今日熙來攘往的港島東，有過一段被歷史忽視的沉默時期。於 19 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初期，鰂魚涌尚未嵌入殖民地城市的經濟視野，其地理位處港島北岸中段，背靠柏架山、面向維多利亞港，卻因地勢陡峭、道路未通、遠離維多利亞城政經核心，而長期處於「城市發展延後區」。 地貌上，這裡原為蜿 蜒 海岸與礫石灘地，山坡覆以原始林木與溪澗，僅零星分布本地漁村與鹽田活動。鰂魚涌之名，意指漁民捕捉鰂魚（石斑）之灣，反映此地在早期主要作為自然資源補給帶，而非城市建設對象。缺乏可建地形、公共設施與交通樞紐，鰂魚涌遂被都市規劃網絡所排除，構成香港島內部的「潛伏空間」（ latent urban space ）。 然而，正是這種制度性忽略，為日後企業資本的大規模進駐預留了條件。與城市核心區地價高漲與土地緊縮不同，鰂魚涌在地價低廉、港口臨近、水源充足的條件下，成為企業在殖民城市邊陲布設重工業的理想據點。這裡不是城市自然延伸的結果，而是被挑選與植入的空間。這樣的空地性，不是空白，而是一種等待被編碼的潛能場域。正是在這樣的地理與政治縫隙中，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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