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債成為武器：中美金融博弈的潛台詞

隨著美國政府邁向2025年上半年，聯邦國債市場面臨前所未有的再融資壓力。6.5兆美元的到期債務，不只是財政操作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場牽動全球市場、政治節奏與貨幣體系穩定性的結構性挑戰。在當今利率偏高、資金成本昂貴的環境下，美國是否能以可控的代價完成債務轉換，直接關係到其財政可持續性。而這一過程，又無可避免地與中國、美聯儲、乃至全球資本市場的動態交織成一張無形的博弈網。

Kimbal Musk 的推文之所以引發如此關注，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層在主流經濟討論中常被忽略的邏輯——即利率決策背後存在著潛在的政治動機與戰略行動。川普政府可能透過刻意擴大貿易戰、製造市場波動，試圖迫使聯準會考慮降息。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政策推進，而是將「市場不確定性」武器化，轉化為對央行政策制定的外部壓力。這種操作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聯準會終究無法忽視市場風險的累積，將被動接受現實，轉向寬鬆政策。而川普的戰略則是賭聯準會在穩定與通膨之間，會選擇前者。

這場賭局的複雜之處，在於它不僅限於國內政治與貨幣政策的角力。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美債持有國，則有可能透過一種間接但有效的方式參與其中。拋售美國國債，雖然在規模上未必足以撼動整個債市結構，但若發生在敏感時點(尤其是在美國進行大規模再融資操作之前)，則可擾亂市場對利率走勢的預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聯準會與白宮之間的政策調和。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無需公開說明，中國可藉由模糊訊號操作、訊息不對稱與時間差，達到「信心干擾」的效果，而非物理破壞。這正是現代地緣金融策略的核心：用信號，而非槍砲。進一步來看，中美之間對國債的理解存在根本差異。對美國而言，國債是一種永續運行的資本槓桿，服務於全球美元體系與本國財政彈性；而對中國而言，國債是外匯儲備的工具，是其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副產品，更是對外政策博弈的潛在籌碼。美國以債務主導全球；中國以儲備維穩國內。然而，這種結構也讓雙方在關鍵時刻具有對彼此的策略牽制力——雖非對等，但實質存在。

從歷史上看，中國曾在2015年進行過一次針對美債的策略操作。在人民幣匯率機制調整後，中國為防止資本外逃與貨幣劇烈貶值，快速減持數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引發債市短期殖利率上升與市場動盪。這次行動雖然在幾個月內即被市場消化，但它證明了一件事：中國確實具備透過債市行為釋放戰略信號的能力。即使無法撼動美元的地位，其行為仍足以改變預期、觸發避險需求、干擾其他國家政策節奏。不過這種能力並非沒有代價。中國若真的大舉拋售美債，不但自身資產會產生大規模虧損，還可能引發資本市場對其政策穩定性的質疑。同時，中國缺乏同樣等級的替代資產市場來吸收這些資金流回，因此任何激烈行為都會造成「自傷」。這正是為何中國至今未曾真正「武器化」其債權，而僅僅在特定時點進行象徵性操作。這也代表，中國更可能選擇「有限干預」與「策略嚇阻」，而非全面脫鉤。

在技術層面，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與深度，使其具有高度的吸震能力。即使中國減持，其他機構投資者，包括日本、挪威主權基金、美國內部退休基金等，也能迅速接盤。因此，美國債務體系的穩定性雖非絕對，但目前仍可承受某程度的地緣波動。真正風險來自於市場對聯準會政策方向的信心崩潰，而不是單一國家行為所導致的價格波動。

最終，這場博弈仍是一場信心與節奏的鬥爭。聯準會是否維持獨立性？川普是否為達目的而持續擴大風險敘事？中國是否選擇以寧靜而連貫的訊號削弱美方策略空間？這些都將左右2025年上半年的全球貨幣環境與資本流向。

國債早已不是單純的財政工具，而是系統中的關鍵節點。它連結著國家信用、市場信心與全球資金秩序。當利率、政治與地緣戰略交織時，我們正進入一個後冷戰時代的新博弈格局：金融空間變成戰場，政策預期變成武器，而債務本身則成為一種權力。

2014 至 2024 年美國10年期國債殖利率的變化趨勢

 

• 2015年人民幣匯改與中國減持美債：引發市場對中國外匯政策信心的震盪。
• 2018年中美貿易戰升級：加劇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殖利率先升後跌。
• 2020年COVID-19全球蔓延：恐慌推高避險需求，美債殖利率大幅下滑。
• 2022年美國升息週期開始：聯準會為對抗通膨迅速升息，殖利率攀升。
• 2024年再融資高峰前夕：美債再融資需求壓力浮現，利率政策成為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