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與房屋政策的集體倒退

 

在香港這座鋼筋森林與玻璃幕牆構築的城市幻影中，有一種幽微的悸動正悄然復甦。那並非創新建築的光芒閃耀，而是來自六十年前山坡、後巷、唐樓天台上，一座座搖搖欲墜的鐵皮與木板棚屋的殘影。在港英時代曾被視為「城市之恥」的臨屋區、徒置區、寮屋群，已在九十年代前逐步清拆殆盡，曾一度被寫入歷史的註腳中，象徵着香港從戰後難民城市邁向現代都市的蛻變。而如今，當政府以「簡約公屋」的名義高調推出模組建築、過渡性住房，宣稱為基層市民提供希望之居時，我們不得不嚴肅地問一句：這真的是進步嗎？還是歷史正在反向行走，正義被封存，過去的創痛被當作可重複利用的治理手段？

在都市計畫的語言中，城市發展的正義依循幾個基本原則，空間的連續性、社區的融合性、土地的可持續性，以及最根本的居住權保障。而在這些原則之上構築起的，是對城市未來的有機想像與結構性藍圖。然而，當我們檢視近年簡約公屋的選址與功能定位，所看見的卻是與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背道而馳的政治現實操作。這並非空間創新，而是空間敗退，不是規劃突破，而是治權妥協。

回望歷史，臨屋的誕生本是應急之舉。1945年戰後香港剛從廢墟中重建，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湧入，將人口從戰前的六十多萬瞬間推至兩百萬。土地供應嚴重滯後，政府缺乏長遠規劃與行政能力，民間便自發於山坡、空地搭建寮屋，木板、鐵皮、竹架所構的聚落如野火般蔓延至九龍、港島及新界各處。這些空間雖不合規劃、不符法規，卻構成一種底層城市的空間韌性，一種對制度空白的原生回應，也是一種都市邊緣社群對生存權的自我主張。

英國人移交香港前 已經將所有臨時公有房屋清拆

1953年石硤尾大火成為歷史的轉捩點，徹底摧毀港英政府對非介入型城市管理的幻想。政府於是設立徙置事務處、興建徒置大廈與臨屋區，這些空間最初被定義為過渡性棲所，用途單一、標準化、功能極簡。然而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隨着麥理浩時代的十年房屋計劃與新市鎮政策推進，臨時建築逐步被納入長遠規劃架構中加以替代。荃灣、沙田、屯門的發展，不只是人口遷移的結果，更是一種都市主義規劃理念的實踐，將住房視為城市發展的基礎，不是最低限度的安置手段，而是公共空間、社會整合與城市功能調和的起點。

而今天，這一理念卻徹底崩解。簡約公屋的出現，乃是城市規劃邏輯讓位於短期政治壓力下的工程手段的結果。政府不再談土地用途重整、不再更新都市總體規劃、不再改革土地儲備制度，而是直接在城市邊界、交通困難、資源匱乏之地插入過渡性模組建築，把臨屋變成常態，把過渡變成戰略。這不但違反都市空間的連續性原則，還製造出一種結構性空間排斥，社會最弱勢的一群人，被系統性地安排在城市資源分配網絡之外。

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個案，便是元朗攸壆路的簡約公屋。攸壆路地段原本為政府倉儲用地，長期未有明確規劃，其周邊交通設施匱乏，距離港鐵朗屏站與元朗站均逾一公里以上，居民需依賴接駁小巴或步行經過多條車流頻繁的道路進出。政府在毫無前期社區規劃與公共設施布建的情況下，宣布於該地興建超過2000間簡約公屋單位，單是元朗簡約公屋工程預算就超過廿億億港元。整個計劃既無與周邊社區融合的策略，也未提供明確的教育、醫療、交通配套安排。換言之，這是一座被孤立於城市主體系統之外的單用途建築群，其本質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居住社區，而是政治與工程部門聯手打造的空間隔離區。其規劃意圖並非促進融合，而是壓縮存在，是將城市的社會責任收納於一個視覺上看似整潔，實則缺乏希望的容器之中。

臨時性及短暫性更改規劃用途 需要臨時多少年?

香港不是第一次用臨時性用地作永久使用!

住在簡約公屋的人 每天花時間花費金錢通勤至最近市中心才能獲得生活基本所需

住在有車階級旁的名牌花園 合理嗎?

都市計畫不只是畫圖分區，而是一種空間上的社會契約。它要求政府對市民作出承諾，你所居之地，不只是有四面牆的避難所，更應是一個可以建構社群、參與公共生活、發展個人尊嚴的場域。然而，當簡約公屋的設址全數遠離城市核心、公共設施極度不足、與原有社區斷裂之際，這種承諾已經蕩然無存。這些臨屋不是城市規劃的延伸，而是制度性排除的象徵。

再者，在空間用途分配上，簡約公屋也體現出當前政府在土地正義上的迴避與失能。在都市計畫理論中，政府握有土地規劃主導權，本應透過公共利益導向的區位選擇，積極介入土地市場失靈之處。但今天的香港，真正可建永久公共房屋的優質地段往往因財團壓力、政治利益、社區抗拒等因素而擱置，反而是一些原本未規劃作住宅用途的零碎用地被強行用來應急建簡屋。這不但削弱整體都市土地使用效率，也讓公共空間的價值被壓縮至純粹的安置功能，無法實現其應有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效益。

城市規劃的目的，不應只是疏導人口，而是創造有機共融的生活空間。從劏房、籠屋、板間房，到今日的簡約公屋，香港住屋政策正陷入一個空間最小化、功能極限化、居住價值抽空化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發展不單扼殺了城市的多元性，也讓下一代無法想像住得好不只是特權階級的專利。都市計畫若成為強化階級空間隔離的工具，那麼它已不再是公共理性之產物，而是治理機器中最冷漠的一環。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得不回到一個根本性的提問：簡約公屋的建設，是對居住問題的回應，還是對制度性失敗的掩飾，是規劃的創新，還是公義的失語。當一個城市選擇以臨屋方式來應對永久性社會問題，它其實已經宣告自身的規劃能力與治理信仰的崩潰。這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城市治理理念上的倒退，是從規劃城市退回到拼貼城市，從空間治理退回到生存分流。

簡約公屋不只是一種建築形式，而是一種政治姿態。它象徵着，當制度選擇保留地產霸權、逃避土地改革、拒絕長遠規劃時，它所能給底層人民的，不是家園，而只是暫居之屋，不是城市的承諾，而是社會的推卸。在這種政治選擇之下，所謂過渡性其實是一種永恆的等待，而真正需要被過渡的，並不是市民的處境，而是政府自身的決策怯懦與治理失能。

我們不該容許城市倒退至臨屋為常態的時代，不該接受政府以組裝為名、以簡約為飾的制度性退位。我們更不應讓過渡成為一代又一代市民生命的全部。香港是一座有能力、有資源、有智慧的城市，它值得一種更具願景的都市計畫，一種讓人不只是生存，而能生活、成長、共享的居住政策。否則，簡約的不是公屋，而是城市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