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形的首都：維多利亞城與香港都市身份的歷史錯位

維多利亞城，不存在的首都？

新加坡的首都是新加坡，這點無需懷疑。但當我們問：「香港建國！我們的首都是哪裡？」答案卻出人意表；不是中環、不是金鐘也不是香港本體，而是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這座早在1843年由英國皇家憲章正式命名的城市，曾是香港的政治、軍事與行政中心。它的名字一度遍佈於殖民政府的公文、地圖、法院與官方通訊中，法律上亦被稱作「香港的首府」（capital of the Colony）。維多利亞城，不只是地名，它是殖民香港的心臟 —— 被規劃、被命名、被治理的真正「城市」本體。

然而，今天我們幾乎不再提起這個名字。在地圖上它消失了，在法律上它成為遺留字句，在大眾記憶中它從未存在。香港是一座城市，卻遺忘了自己的首都；是一個地方，卻沒有真正擁有過城市意識。本文將追溯維多利亞城的誕生、興盛、消失與遺緒，揭示它如何成為香港都市發展的起點，亦如何在歷史轉型中「被隱形」。同時，本文將批判性探討：在後殖民語境下，香港是否仍未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城市？

 

一道詔書造就的城市

維多利亞城的出現，並非自然聚落的發展結果，而是源於一紙殖民詔書所構築的治理空間。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島後，英廷於1843年頒布《英皇制誥》，明確將香港設立為殖民地，並劃定港島北岸一帶為香港的「首府」—— 維多利亞城。這片範圍涵蓋西營盤至灣仔之間的地區，構成今日所謂中上環與金鐘一帶，也是英國殖民行政的起點。與其他殖民城市不同，維多利亞城自始即被設定為「官方城市」，不僅是統治核心，也是帝國權力在亞洲投射的空間原型。

在規劃上，維多利亞城沿用典型的殖民都市邏輯，將城市分為階級與種族的地理層次。上層社會與英籍官員定居於半山一帶，遠離濕熱與疫病，而華人則被集中於山腳、臨海的地段。根據1895年的殖民地規劃地圖，可清楚見到山上街道筆直寬闊，配有大量官邸、教堂與花園，而荷李活道以南則標示為“Chinese dwellings”，街巷擁擠錯落，衛生條件極差。這種種族分區制度不僅體現在地理上，更在建築、道路、排水等基礎設施上形成明顯分野，反映城市不只是物理空間的配置，更是一種社會秩序與政治統治的實現。

維多利亞城的命名與法律制度，亦共同構成城市的語言治理。在空間命名方面，「皇后大道」、「域多利道」、「卑利街」等皆是英國王室與高官的譯名街道，藉由命名權重構香港的歷史記憶與空間意識。此種命名不單純是語言選擇，更是象徵主權投射與文化再製的工具。相對而言，華人區域的命名則多缺乏制度化與可視化，在官方地圖與文件中經常被模糊處理。法律上，維多利亞城享有最早的城市治理機制，諸如《建築規劃條例》、《公眾衛生法》等皆優先施行於此區，保障城市景觀與殖民階層的生活品質，而其他非城區的華人聚落則缺乏基本監理，造就都市發展的早期不均與治理真空。

在當時的殖民政體下，「城市」的概念並不覆蓋整個香港，而是高度集中於維多利亞城內。188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便明確區分出「維多利亞城」、「九龍」、「鄉村」三類區域，前者獨立處理、視為具備城市屬性的行政單位，後兩者則多被視為尚待開發之郊區或附屬地。這樣的分類不僅反映制度現實，也構成了都市身份的認知鴻溝；在殖民政府眼中，香港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片領土，而維多利亞城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城」。

維多利亞城的誕生及其空間構成，是香港都市歷史中的關鍵斷面。它奠定了香港城市治理與發展的不對稱結構，也深植於今日城市空間的基因中。這座殖民時代的首都，不只是被命名出來的行政中心，更是透過空間設計、法律治理與文化象徵，深深刻劃了香港城市的制度性格與認同邊界。雖然它在今日的地圖中早已淡出人們視線，但其所遺留下的種種結構與邏輯，至今仍潛伏在香港的都市紋理與政治現實中。

從城市核心到行政符號：維多利亞城的功能轉變（1898–1980）

二十世紀初，隨著香港殖民地版圖的擴張與城市發展重心的轉移，維多利亞城開始經歷一場從實質行政核心到象徵性符號的結構性轉變。1898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半島以北及新界納入香港殖民地版圖，香港自此進入「三區體制」：港島、九龍與新界。這一地理性擴張使得原本高度集中於港島北岸的城市治理機能，必須向外延伸並重新分配，維多利亞城不再擁有行政與空間上的絕對優勢。

城市功能的重組在戰前已有明顯跡象。雖然維多利亞城在名義上仍為殖民地的「首府」，但實際行政運作與城市成長動能逐漸向東與向北遷移。二十世紀初，政府機關逐步拓展至金鐘與灣仔一帶，尤其以軍事設施與港務設施為先導，這種遷移標誌著城市行政與軍事中樞的邊緣化。而在1921年、1931年與1951年的人口與建成區統計中，均顯示中環與上環地區的發展已趨飽和，而九龍塘、旺角、新填地與何文田等區則成為住宅與工業擴張的新區域。都市發展的主動脈逐漸轉向，維多利亞城開始失去空間上的「必然性」。

此外，戰後的社會變遷亦加速了維多利亞城地位的解構。1945年戰後重建展開，大批華人難民湧入，加上工業化與人口激增所引發的土地與居住需求，使政府不得不將都市政策向新界與九龍延伸。此一過程在1950年代特別明顯，包括香港銅鑼灣、北角、新九龍觀塘及新界葵涌等區相繼納入規劃系統，政府資源與建設項目明顯轉向港島以外地區。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也開始去功能化地使用「維多利亞城」這一地名，僅在法律文件與地政條款中維持形式上的保留，其原有的「城市實體」地位則逐步淡化。這樣的轉變過程，使維多利亞城進入一種介於「歷史遺跡」與「行政幽靈」之間的空間狀態。

這張圖是殖民政府於1960年代中期所構思的「地下火車系統」草圖，其背景為應對戰後人口暴增與工業東移導致的交通壓力。圖中可見多條線路預計貫穿九龍東、西與新界南部，尤其重點服務觀塘、九龍灣、葵涌及柴灣等新興衛星社區。這代表當時政府早已將天后、北角、觀塘與葵涌納入都市擴張與區域整合的核心系統，並預見香港從單核心城市（維多利亞城）過渡為多中心都會區的轉型。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整個維多利亞城（即中上環與西環一帶）在圖中雖為路網樞紐，卻不再被視為唯一中心。地圖的語言已反映都市機能的地理轉向 —— 維多利亞城在這份計畫中扮演的是轉運點角色，而非治理與象徵的城市核心，進一步支持了其由實體行政中心轉變為符號性存在的歷史軌跡。

然而，維多利亞城並未完全從制度中消失。在香港政府的土地註冊制度中，「City of Victoria」至今仍用以界定中西區的法定地段（e.g., Inland Lot 1452），其界線定義明確，涵蓋中環、上環及部份西營盤與半山區地段。地政總署在技術操作上依然沿用此舊稱，顯示出維多利亞城雖早已退出城市現實，但在制度技術層面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參考意義。更具象徵性的是，在1970年代以前發行的香港硬幣與郵票上，常見 “City of Victoria” 作為發行標示，而不是 “Hong Kong”，這種命名選擇顯示出殖民政權如何將維多利亞城作為殖民正統性的象徵空間，一種對城市秩序的凝視與複製。

在文化記憶層面，維多利亞城的存在逐漸由空間實體轉化為語言殘響與圖像象徵。例如，20世紀中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對「中環」、「港島」等地名更為熟悉，而「維多利亞城」則被視為過去時代的術語，僅存於舊地圖、殖民報紙與歷史照片之中。政府亦未嘗積極推廣或保存這一名稱，使得它與城市的公共記憶逐步脫節。最終，維多利亞城不再是一座有人居住與運作的城市，而是一個陷於地政條文與歷史角落中的符號；它失去了實體的功能性，卻以幽靈般的存在持續鑲嵌於香港的法律語境與空間語法中。

這段歷史的弔詭在於，城市中心的功能性消失並未伴隨著語言上的取消，而是透過一連串空間與制度操作，將「首都」的概念徹底內爆於城市結構內部。維多利亞城成為一座只存在於法律檔案與地圖腳註的城市，一種無法抹去卻早已無人憶起的空間遺緒。這不僅是地名的殞落，更是香港城市記憶與制度邏輯內在斷裂的具體體現。

消失的首都與香港的空間失憶（1980–至今）

進入1980年代後，維多利亞城的名字幾乎從香港的日常語言與都市話語中消失。即便在法律文件與地政條目中依然殘存，「City of Victoria」已不再是任何人所實際認知的城市單位。這場城市地名的沉默，不是單純的自然淘汰，而是一場深具政治與文化意涵的空間失憶。香港，在成為所謂「國際大都會」的同時，卻抹除了自己作為城市的起源之名，這正反映出城市意識在現代香港的斷裂與掙扎。

1980年代可被視為香港城市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高樓林立、商業核心區迅速擴張，以中環為中心的金融區成為全球資本的交匯點。與此同時，「香港」這個地名逐步從一個地理區域變成了城市的代名詞。城市的象徵不再是「維多利亞城」這個殖民時期的首府，而是高樓、天星碼頭、國際金融中心與港鐵網絡——一個以全球流通為基礎的新型城市形象。政府在官方敘事與教育系統中極少提及「維多利亞城」，這並非無意，而是順應去殖民語境下的新身份構築需要：將香港形塑為一個統一而完整的都市實體，而非一個源自殖民核心、向外擴張的複合城市體。這種重構的城市身份恰恰忽視了一個根本事實：香港本身並非一座傳統意義上的城市，而是一個殖民政體與經濟地區的總稱。維多利亞城原本承載的城市治理經驗與空間規劃原型，在其消失之後並未得到更新的城市框架來接替，導致今日香港在行政制度上無明確的市鎮分級系統，在文化記憶上亦缺乏具象的城市中心符號。這使得今日的「中環」，雖然功能上仍為都市核心，卻無法承擔象徵性的「首都角色」，因為其城市歷史已被切斷，未能與殖民治理系統相銜接，也無法被完全納入去殖民化的城市敘事。

這種空間與歷史之間的脫節，具體表現在當代地圖系統與公共地理認知中。在數位地圖與開放資料平台（如Google Maps、data.gov.hk）中，「City of Victoria」通常不再作為行政區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中西區」、「金鐘」、「上環」等更細碎的地段標記。這些地名固然反映出都市區域的精確劃分，卻無法重建一個整體性的城市意識。即使有些地政技術文件仍以「Inland Lot, City of Victoria」標註土地界線，但這種殘留性語言早已無法為市民提供空間上的認同感。換言之，維多利亞城作為香港首都的歷史，不僅是空間上的消退，更是一場語言與記憶的流放。

這樣的流放效應不僅是香港獨有，而是殖民地城市常見的結構性症狀。後殖民城市往往在政治轉型與身份再造過程中，選擇性地遺忘某些空間名稱與制度遺緒，從而建構出「全新的城市敘事」。然而，在香港，這種空間失憶的後果尤為明顯，因為城市規劃從未建立真正具民主性與公共性的重構過程。都市發展長期以來由地產資本與殖民技術邏輯主導，缺乏來自市民社會對城市的「重新命名」與「再記憶」的能力。因此，當「維多利亞城」從我們的語言中消失時，城市身份的真空並未被任何本土性的概念填補—— 香港仍然是一個沒有自己首都、沒有自己原點的城市。

而這也構成今日香港都市意識的一項基本困境。它既無法完全擺脫殖民歷史，也未曾真正擁抱一個具有共同空間記憶的未來。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維多利亞城」的沉默不是終點，而是一種被壓抑的可能性：一個等待被重新認識、重新命名、重新納入城市想像的空間遺緒。

重思城市：維多利亞城作為批判都市論述的入口

維多利亞城的歷史與消失，不應僅被視為一段過往的殖民遺緒，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城市建構的結構性問題。這座被遺忘的首都，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一個基本問題 —— 香港究竟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或者更精確地說：它是否曾經真正作為一座城市被理解與治理？

法國都市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其名著《空間的生產》中指出，空間並非中立背景，而是權力、象徵與社會實踐的交織場域。殖民政權透過空間命名、制度設計與種族區隔，將權力物化於城市結構之中，而這樣的空間編碼即使在殖民終結後仍持續發揮作用。維多利亞城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它的誕生源於英國帝國的法理想像與軍事控制，它的街道命名與土地劃分是象徵秩序的展現，而它的「消失」則是城市意識崩解的副產品。今日香港的空間秩序與制度殘餘，不但延續了這種殖民編碼，甚至進一步在全球資本的壓力下被加強與遺忘。

同樣地，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對於殖民地語言與命名權的批判，也可套用至維多利亞城的城市敘事中。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薩伊德強調命名是一種政治行為，是權力在知識與語言中的表現形式。維多利亞城作為一個外來命名的城市，既是帝國中心的延伸，也是一個壓抑本地語境、遮蔽在地生活的框架。在戰後的去殖民敘事中，政府選擇將這個地名徹底排除在公共語言之外，表面上是清除殖民色彩，實則是一種語言主權的懸置，使香港進入一種無以名之的狀態——它既非維多利亞城，也尚未成為一個屬於市民的城市。這種無名的狀態，不是自由的象徵，而是主體性缺席的結果。

這正是王璞（Wang Pu）在其批判空間研究中所指出的：「香港的空間不是中性的，而是一個歷史政治的遺場，一個治理與記憶交錯的空洞容器。」維多利亞城的沉默，讓我們看到城市敘事如何被剝奪、城市身份如何被壓縮至功能性的經濟指標與全球城市排名，卻喪失了原初的政治與文化想像力。這種城市的「功能化」與「去歷史化」導致今日的都市空間高度碎片化、制度缺乏整體視野、市民難以建立有機性的地方認同。

反之，維多利亞城的歷史遺緒也為香港帶來一種潛在的批判資源。在後殖民城市研究的框架中，「再命名」（renaming）與「再記憶」（remembrance）是一種重構城市主體性的實踐。正如南非、印度與菲律賓等地，透過重新命名道路、修復殖民遺址與再現原民歷史，來推動空間正義與去殖民認同，香港亦應思考如何將如維多利亞城這樣的歷史空間重新引入城市話語之中，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重建失落的城市原點。這樣的再思，不必以恢復「City of Victoria」為官方地名為目標，而是要讓市民重新意識到：香港不是一座抽象的全球城市，而是一座具備歷史傷痕與權力軌跡的地方；不是沒有首都的城市，而是一座曾有首都、卻選擇遺忘它的城市。唯有如此，才能從維多利亞城的斷裂中找回對「城市」本身的反思與想像，擺脫「沒有城市、只有地產」的失語狀態，重啟一場屬於市民的城市命名與空間書寫。

當一個城市忘了它是城市

在香港的集體記憶中，「維多利亞城」早已不再是一個可感知的現實地點。它未曾被完整記錄於教科書中，亦不常出現在政策文件或公共論述裡。儘管其地政地位尚未法律上廢除，對絕大多數香港市民而言，它既不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也不是空間認同的來源。這座曾經被殖民政府明確劃定為「首都」（capital）的城市，卻在今日的都市話語中徹底沉沒，既無紀念，也無回聲。

這樣的沉沒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空間政治的結果。從誕生之初，維多利亞城便是殖民治理的產物，其空間規劃、種族分區與行政命名皆服務於帝國秩序的維護；而在殖民結構解體與新政治敘事建立之際，它作為帝國象徵的歷史角色必然被逐出公共空間。然而問題在於，這個逐出的過程並未伴隨對城市自身的重構與再命名。相反地，香港在都市發展上選擇了一條經濟功能導向的道路，以全球資本與城市形象主導空間邏輯，犧牲了城市歷史的承繼與城市認同的深耕。維多利亞城的消失，遂成為香港城市主體性斷裂的象徵事件——一座城市，忘了它曾經是城市。

今天的香港擁有高度現代化的基礎建設、金融體系與國際連結，卻在空間治理、社區制度與文化連續性上出現結構性空洞。當市民在數位地圖上搜尋不到「City of Victoria」，在法律文件中見到它卻無從理解時，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地名變遷，而是城市意識的潰散：我們不再知道這座城市是如何開始、為誰而建、又如何演變成今日的樣貌。因此，重提維多利亞城的歷史，並非要復興殖民記憶，也非出於歷史懷舊的情緒，而是一種對城市未竟歷史的批判回望。這場回望迫使我們直視一個結構性問題：香港的城市建構，是不是始終沒有真正擁有自己的城市起點？ 如果一個城市從未有過一個共同承認的「首都」或中心，那麼它如何產生空間正義、地方認同與公共參與的可能？

維多利亞城作為一個被隱形的首都，是歷史的遺緒，更是反思城市未來的入口。它提醒我們，任何城市的出發點都不只是地圖上的一筆劃線，而是一種權力、記憶與制度的交錯產物。唯有重新面對這段被遮蔽的城市開端，香港才可能重新思考其都市身份，重建作為「城市」的政治語言與公共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