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世代更迭：從大蕭條到當代的啟示

近期，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於2025年4月2日簽署了第14256號行政命令，實施被稱為「解放日關稅」的全面性關稅措施，對全球多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部分國家的關稅稅率甚至高達50%。此舉引發了全球市場的劇烈震盪，主要股指大幅下跌，投資者信心受挫。高盛（Goldman Sachs）將美國未來12個月內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從35%上調至45%，並將2025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長預測下調至0.5%。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也警告稱，這些關稅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貨膨脹加劇。此外，知名財經作家、《富爸爸，窮爸爸》作者羅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在社交平台上預測，2025年可能出現史上最嚴重的股市崩盤，可能導致數百萬人失業，房地產和股市資產大幅縮水，全球經濟或將陷入新一輪「大蕭條」。

經濟危機從來不只是財務上的重整，更是一場思想秩序與社會結構的重構。在這樣的轉折中，年輕世代與年長世代對世界的理解產生劇烈張力。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我們不僅看到失業率攀升、股市崩盤、銀行倒閉等表面現象，更應洞察那是一場導致整整一代人價值觀轉型的歷史節點。年輕人進入動盪不安的世界，過去那種「只要努力工作就會有穩定人生」的信仰土崩瓦解。他們開始質疑體制，也開始在廢墟中試圖建構自己的生存方式。相較之下，年長一代則經歷的是心理與現實的雙重斷裂：他們曾經建立的安全網、一生積累的資產與信仰在數年間失去意義。這種斷裂，製造了代際間無法簡單對話的斷層。

大蕭條的打擊最初對所有人都是無差別的，但年輕一代與年長一代面對與反應的方式卻大相逕庭。1930年代的美國青年進入了一個高失業、無社會保障的社會，但他們也成為了新政的直接受益者，透過平民保育團（CCC）、全國青年管理局（NYA）等項目，不僅得到短期的經濟支援，也培養了社會責任與參與意識。大量青年參與公共工程、環境保育與基礎建設計畫，這不僅是一種就業方式，更是一種國家與個人之間重新建立信任與義務的實踐模式。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戰後的「最偉大的一代」誕生了。這一代人不再僅以個人財富為榮，而是以集體參與、公共貢獻與制度建設為使命。他們後來投入了二戰與重建，並奠定了戰後福利國家的基礎。

但對於上一代，也就是更年長的中產與地主階層而言，這是一場價值崩盤的災難。他們一生建立的財務秩序——從房產到股票，從銀行儲蓄到退休基金——在極短時間內被擊垮。這一代人對「政府介入市場」的疑懼與反感極深，因為這代表過去自由競爭的遊戲規則已不再適用，也意味著他們再無翻身的空間。他們見證了自己辛苦建立的「美好世界」逐漸變形，並被一群年輕官僚與經濟學家所接管。這讓他們陷入一種歷史性的失語狀態。

跳回當代，我們看到類似的劇本正重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千禧世代與Z世代大量湧入一個已無保障的社會：房價高不可攀、終身僱用崩解、勞動市場碎片化。他們不像父母那樣擁有固定資產，反而背負沉重的學貸與生活成本。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個對新技術極度友善的時代。數位科技、遠距工作、平台經濟與去中心化金融，反而為年輕人創造了全新的生存空間。大蕭條時代年輕人擁抱的是工地與社會工程，今天的年輕人擁抱的則是演算法、鏈上治理與再分配協議。兩者看似距離遙遠，實則本質相通：都是在體制崩解後試圖建構新規則的一代。

然而，嬰兒潮世代處於一個尷尬位置。他們既是戰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今天變局的最大輸家之一。他們的人生規劃深植於「穩定成長」、「儲蓄退休」與「資產保值」的思維邏輯中，這些邏輯在QE（量化寬鬆）與低利率的時代下逐步失效。如今，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不僅稀釋了他們的實質財富，更使得下一代對這些模式徹底失去信任。年輕人不再認為儲蓄能保障未來，也不相信退休金能如期支付。他們選擇創業、斜槓、甚至擁抱不穩定本身。

這導致了價值觀的正面衝突。年長者希望回歸「過去的正常」，年輕人則在問：「那個正常是否公平？」這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認同問題。一個以擁有、穩定、累積為核心的價值觀，對上一代是邏輯；對下一代則可能是壓迫。這場矛盾若不處理，不僅會引發世代不信任，更可能變成社會制度的崩潰。

歷史提供的教訓很清楚：如果既有世代無法放下控制權、無法讓出資源與權力給下一代，那麼變革將會在更劇烈的張力中進行。1930年代的新政改革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為政府投入資金，而是因為它主動扶植下一代的生活基礎與參與機會。今天的政策若仍只服務資產階層、保障房價與維持現有財富分配，那麼危機將不會被化解，只會被延期與惡化。當社會年輕人發現自己永遠無法跨越資產門檻，他們終將轉向政治激進主義、社會對抗，甚至拒絕整體制度。這並非誇張，而是歷史經常發生的事。

要避免這種情境，唯一的路徑便是勇敢擁抱變化。當代的年輕世代擁有前所未有的創造力、資訊素養與全球視野，他們不迷信傳統，不懼怕失敗，也不再相信一份工作養一生的神話。他們尋求的是公平的起點、有意義的生活與可持續的未來。如果政策能轉而支持這樣的方向——公共教育、數位權益、氣候投資與基本保障，那麼我們就有可能不只是躲過一場危機，更能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合約。

大蕭條證明了一個殘酷真理：世界不會等待那些不願改變的人。當制度崩解、邏輯失效、規則翻轉之際，能夠迎頭轉變者，不只是活下來的人，更是制定新遊戲規則的人。若你仍堅守過去的方式思考未來，那麼你將不再是參與者，而只是一個被歷史註解的名字。在這樣的時代，改變不是選項，而是生存的起點。未來，從來都只屬於那些準備好擁抱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