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如何轉化為順從與認同： 唯有本土認同能療癒歷史創傷

創傷從來不只是傷口，而是對世界理解方式的瓦解。當一個人經歷過制度性暴力，如紅衛兵批鬥、街頭爆炸、秘密警察的突襲拘捕，他的世界觀將被深刻改寫。這種情況下，心理學家 Janoff-Bulman 所提出的「破碎的世界假設」（Shattered Assumptions）尤為關鍵：創傷顛覆了原本對世界可預測、公正與安全的信念，使得人必須重建一種新認知模式以求生。

 

恐懼內化與創傷的防衛性遺忘

對某些香港人來說，經歷了毛時代的飢荒與暴政後逃至殖民地香港，他們並未有機會處理創傷，反而被殖民政府納入一個「冷靜經濟人」的角色框架中：努力工作、少談政治、感恩香港「提供庇護」。這一代人學會的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適應」與「忍耐」；他們不談文化大革命，不談紅色恐怖，甚至將苦難視為國家「成長的代價」。因此，當晚年面對中國崛起，他們傾向於透過讚頌國家強大來賦予自身過往苦難一種價值意義，進而形成「加害者辯護型認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類似的心理調適也出現在臺灣。例如，白色恐怖中許多被捕者的家庭成員，為了保全家庭不再被清算，選擇隱藏身分、改姓換名，或乾脆否認家中曾有人被迫害。在此之後，創傷未被療癒，而被封存在家族沉默中。數十年後，當國民黨以「穩定力量」形象出現在選票上，這些中老年人便可能選擇支持，以延續自己一生所學習的生存策略：服從與否認。

 

歷史記憶的稀釋與社會遺忘的制度化

記憶並不會自動轉化為集體意識，它需要透過語言、文本、儀式與教育被持續再生。歷史教育與公共敘事正是這種「記憶工程」的關鍵載體。然而，在香港與臺灣，這一工程在長期制度設計下遭到截斷或扭曲，導致創傷事件被個人化、邊緣化，甚至被國家敘事吞沒。

在香港，六七暴動與毛時代災難長期不在中學歷史課程中出現。殖民政府無意重提六七事件，因為這既涉及對左派工會的妥協，也揭示殖民體制本身的不穩定。九七主權移交後，中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中共歷史包裝為「民族復興的光榮之路」，而文革、大躍進與六七暴動則被簡化為「偶發錯誤」或乾脆被略去。於是，一位70歲的工會成員，他當年可能目睹左派學生被公安利用作政治工具，如今卻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出席活動，聲淚俱下地說：「我一輩子沒忘記中國怎麼從貧困站起來的。」

在臺灣，直到90年代末期前，歷史課本幾乎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將白色恐怖描寫為「反共維穩」的正義行動。這種教育空白造成「世代斷裂」：年輕世代在解嚴後接觸到轉型正義論述，而長者則留在舊敘事中未被喚醒。國民黨多年來不僅壟斷政治資源，更壟斷了歷史敘述權，使得許多受害者家屬在一生中都無法說出真相，甚至反而內化為「國家讓我有飯吃」的感恩心理。

 

現實利益的黏著與長者依賴的社會結構

在威權政體後期轉型的社會中，政治選擇往往不是理念導向，而是「依賴導向」。中老年人在制度中長大，他們的晚年生活品質與特定政治組織高度綁定，使得「選票」成為延續自身生活安全的象徵行為。

在香港，這種依賴關係體現在建制派長年經營的社區網絡。以「香港工聯會」為例，其服務範圍涵蓋職業轉介、健康講座、長者旅遊與法律諮詢，實質上形成一套「親中基層福利體制」。許多居於公共屋邨的長者對此體制深感熟悉與感激，投票行為也自然傾向於「讓福利延續的人」。例如，在2021年某區議會補選中，一名80歲的婆婆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年輕人會講民主，但阿哥幫我搵到醫生，講實際嘛！」

在臺灣，尤其是軍公教退休人口，早期國民黨執政時期建構了高度穩定的退休與醫療保障制度。許多長者雖對白色恐怖有所耳聞甚至親歷，但他們對制度仍有高度依賴，因為那是他們一生努力的成果結晶。他們可能不信任改朝換代後的制度能保障同樣的權利，因此維護舊體制成為對抗不確定性的策略性行為。

 

身份焦慮與主體性的錯置

隨著新世代強調本土文化與民主價值，中老年人所熟悉的國族認同逐漸被邊緣化，引發認同危機與文化斷裂。他們常常處於兩個時代夾縫中：既非大中華正統的最後代傳人，也不是新興本土價值的創造者。

在香港，這種斷裂表現在「回歸後」國族敘事的全面壓倒性。中央政府透過愛國教育、升旗典禮與文化滲透，重建「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敘事，企圖將舊有殖民地身份消除。一位曾參與文革逃港的老人，現在會在公眾集會上高舉五星紅旗，口號喊得鏗鏘有力。不是因為忘記了苦難，而是因為認同轉移讓他從被迫害的邊緣人，重新成為國家敘事中的「榮耀一份子」。

在臺灣，部分來自外省家庭的中老年人，也感受到「去中國化」改革帶來的認同疏離。他們原本視「中華民國」為精神故鄉，但在民主化與本土化浪潮中逐漸失去語言位置。於是，支持國民黨便成為他們捍衛身份的手段，一種集體存在的延續——不為黨而投，而為了過去的自我不被抹除。

 

唯有本土化的記憶，才有抵抗的可能

香港與臺灣的經驗告訴我們：歷史創傷本身並不會自動孕育民主，也不必然催生正義。若缺乏適當的社會條件如完整的歷史教育、創傷承認機制、與可供替代的集體認同架構，那麼創傷反而會被統治者接管，成為鞏固權力與延續依賴的工具。

面對這種現象，我們不能簡單斥之為「記憶短暫」、「愚民」，而必須正視其深層心理機制與歷史結構性根源。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一種去中心化、尊重在地經驗與語言的本土記憶政治，正是瓦解舊敘事霸權的關鍵。

本土化的歷史認知不只是文化主張，更是一種政治行動與心理療癒。它要求社會勇敢承認過去、傾聽創傷、不以國族為唯一價值依歸，而是以人民自身的經歷為本位。當歷史不再由政權書寫，而是由人民共同記錄與辯論，那麼，真正的記憶正義才會出現，真正的民主，也才有可能長出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