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主義的夢與醒：第一至第四國際的思想與歷史回顧
從工人聯合到思想分裂：第一國際與馬克思、巴枯寧的衝突
1864年，一群來自英國、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的工人代表齊聚倫敦聖馬丁堂，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第一國際」的組織。這個組織的誕生標誌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歷史實驗，就是試圖將歐洲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整合起來，形成一個跨國、跨語言、跨意識形態的統一陣線，對抗日益增強的資本主義體系。
馬克思在協會中扮演了核心理論的制定者，他撰寫的《創立宣言》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勞工自己的事業，並強調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呼喚的是國際主義的階級團結。這份文獻語言簡潔而堅定，為第一國際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理論地基。對馬克思而言，國際工人運動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奪取國家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並進而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階級關係。
然而，在這個初生組織中並非只有馬克思一種聲音。來自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深感警惕。他認為一旦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就難免會重新形成新的統治階級。對他來說，真正的自由不是來自於掌握國家，而是來自於摧毀國家。他提倡工人社群應該以自發性、自治性為原則，建立去中心化的聯邦體制，並即刻進行全面的社會革命。
這兩種觀點最終在巴黎公社後的辯論中徹底決裂。1871年，巴黎工人起義，短暫建立了一個由工人直接選舉的市政體制。馬克思視其為階級革命的原型，認為證明了無產階級可以掌握政權並進行社會改造。巴枯寧卻指出，巴黎公社即使有理想性，仍舊未能摧毀國家機器，且過度依賴組織與秩序的管理機構，反而加深了階級風險。
1872年，第一國際在海牙召開大會。這場會議不是一次正常的決策集會，而是一場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清算。馬克思陣營成功排擠了巴枯寧派，將其驅逐出協會，但此舉也使組織裂痕無法修補。兩年後，國際工人協會在美國紐約象徵性地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後宣布解散。馬克思回到倫敦專注完成《資本論》的後續卷冊，而無政府主義運動則轉入地下與地方實踐之中，漸漸與主流社會主義運動分道揚鑣。
第一國際的瓦解不單是一場組織的失敗，更是一場根本性的政治哲學辯證。國家的角色究竟是革命的手段還是壓迫的工具？政黨的建構究竟是群眾解放的途徑還是新階級的前身？這些問題在第一國際之後從未得到明確答案，卻在未來的每一次「國際」中不斷重演與裂變。
改革的承諾與背叛的起點：第二國際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起
第一國際的解體留下了一道深刻的裂痕，但它也證明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迫切性與現實性。到了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進一步鞏固，工業化蔓延歐陸，城市無產階級的數量與組織能力都有了明顯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1889年，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重新召開會議，建立了第二國際。這次，無政府主義者被排除在外，而社會主義者則以更制度化的方式接掌這個新組織，為「社會民主主義」鋪設舞台。
第二國際的成立與第一國際有著根本的不同。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運動平台，而是一個跨國政黨聯盟，旨在推動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進入議會，參與政府體制，爭取改革與工人福利。這並非對革命的否定，而是對革命條件的再定義。恩格斯在去世前仍然堅信歷史發展會自然地導致資本主義崩潰，但他也指出在民主條件較成熟的國家，如英國與德國，無產階級完全可以透過合法手段執政。
卡爾·考茨基成為當時公認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派」，他主張歷史演進必須經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充分成熟才能達成社會主義革命，過急的行動反而會導致工人階級的失敗。然而，正當這種「等待式」的革命觀在第二國際內部成為主流時，另一位德國社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卻走得更遠。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民黨的任務》中提出「修正主義」，主張社會主義不應再追求激烈的制度更替，而應透過教育改革、民主深化與福利政策，逐步取代資本主義內部的剝削機制。
這種觀點引起了巨大爭議。考茨基雖反對伯恩斯坦，但並未全盤否定改革路線。他試圖在革命與改良之間維持一種理論平衡，而這種模糊態度使得第二國際在理論上顯得越來越妥協。與此同時，各國社會民主黨快速壯大，尤其德國社民黨在1900年代已成為歐洲最大政黨之一。工會制度、議會參政、社會立法漸漸取代了早期工人運動的街頭對抗與革命想像。
然而，這場改革的勝利很快被歷史所撕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民族主義情緒與國家壓力下，幾乎無一例外地投票支持戰爭預算。這場事件對國際主義者而言無異於災難。工人階級被送上戰場，彼此殺戮，而其代表政黨卻站在本國資產階級與軍方一邊。原本應當團結反戰的第二國際，最終在戰爭爆發當年便徹底崩解。
在這場精神背叛與政治崩潰之中，另一種聲音悄然浮現。羅莎·盧森堡與列寧等革命者痛斥社會民主派的投降與墮落，認為這證明了第二國際已無法承載革命的靈魂。他們並不否認改革的重要性，但堅持唯有革命行動才能撼動統治秩序。這種激進批判為第三國際的誕生埋下伏筆，也將左翼陣營再度撕裂為不可調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參與資產階級體制的議會道路，另一條則是徹底顛覆體制的革命道路。
從列寧的先鋒黨到史達林的官僚國際：第三國際的興起與變質
1919年，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國際，也稱共產國際（Comintern）。這是一個以革命為唯一合法路線的國際組織，聲稱要糾正第二國際的錯誤，並統一全球無產階級在蘇維埃模式下的鬥爭。不同於第一與第二國際的多元與鬆散，第三國際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架構，各國共產黨被視為布爾什維克的姊妹黨，而非平等成員。組織形式、路線方針、甚至戰術決策往往由莫斯科直接主導。
第三國際初期的確吸引了大量激進分子。戰後的歐洲遍地動盪，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等地爆發了多次工人起義與紅色政權的短暫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1）亦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然而，這些革命多數迅速失敗，不是因為缺乏群眾支持，而是因為缺乏軍事準備、國家鎮壓過於嚴厲，或戰術誤判。第三國際未能如期複製十月革命，但卻日益強化其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
列寧於1924年去世，第三國際的命運也進入另一個轉折。史達林逐步掌控蘇聯政權，並在理論上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的口號。他認為，在帝國主義包圍下，蘇聯應先穩定自身，逐步建成社會主義，而不再過度依賴他國革命的勝利。這一觀點與托洛斯基等人主張的「不斷革命論」相衝突。後者認為革命不能停滯於單一國家，否則社會主義將在孤立中變質。隨著史達林鞏固權力，托派分子遭到大規模清洗，第三國際也徹底變質為蘇聯外交與意識形態輸出的工具。
1930年代，史達林主導的第三國際進行了一系列錯誤策略。例如在德國，共產黨將社民黨視為「社會法西斯」，拒絕與其合作抗納粹，間接助長了希特勒的上台。在中國，共產國際迫使共產黨依附國民黨，導致多次血腥鎮壓。這些行動顯示，第三國際雖名為革命組織，實則受制於蘇聯的國家利益考量，與其創建時的國際主義精神漸行漸遠。
1943年，為了迎合同盟國對蘇聯的信任，史達林正式宣佈解散共產國際。這一舉動象徵著第三國際的終結，也意味著革命不再是蘇聯的優先任務。對許多仍抱持國際主義理想的左翼分子而言，這是一場更深的背叛。革命國際的夢想被埋葬在現實政治與官僚統治之中，而真正的革命火種，則在流亡中另覓新宿。
不斷革命的孤獨道路：第四國際與托洛斯基的遺產
當第三國際淪為蘇聯官僚政權的附庸，革命不再是一場普遍的解放行動，而成為為國家外交服務的語言裝飾。對列夫·托洛斯基而言，這樣的變質不僅是政治上的背叛，更是理論上的墮落。從俄國革命的第一劍手，到被流放出國、遭人誣陷，再到親信與同志一一死於清洗之中，托洛斯基在流亡生活中重新思考革命的意義。他堅信十月革命仍有普遍價值，關鍵在於是否能擺脫官僚與民族國家的限制，回歸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1938年，托洛斯基在巴黎與來自十多國的革命者共同創立第四國際。這個組織宣告第三國際已經死去，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需要重建於另一個平台上。與列寧時期的共產國際相比，第四國際規模更小，資源匱乏，成員多為被逐出主流左翼的少數派。正因如此，它不承擔執政壓力，也不需服從民族利益，而得以在理論上保持對革命的純粹想像。
托洛斯基的核心理論是「不斷革命」。他認為，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無力完成民主改革與現代化任務，因此社會主義者必須同時完成兩種革命：一方面推翻封建與殖民秩序，另一方面建構無產階級政權。這個過程不是階段式的線性發展，而是連續與跳躍的整體。托洛斯基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聯合政府與國共合作式的策略，強調必須在革命的每一個階段保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與組織獨立性。
然而，第四國際從未獲得主流共產黨的支持。在冷戰格局下，左翼世界被劃分為兩大陣營：一方是親蘇的共產黨與史達林體系，一方是親美的社會民主黨與改革派。托洛斯基主義者不屬於任何一邊，他們譴責蘇聯是「變質的工人國家」，亦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民主假象。他們在理論上保持獨立，在現實中卻往往被孤立。
第四國際的實踐場域，並非在冷戰歐洲，而是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與1960年代的青年學運之中。從古巴、阿爾及利亞到越南，再到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與美國反越戰運動，托派的影響悄然滲透至邊緣地帶。他們組織工人行動、批判親蘇黨派、強調自下而上的群眾政治。然而，托派內部本身也不乏分裂。理論上的高度純粹，難以轉化為組織上的穩定聯合。從1950年代以降，第四國際裂變為多個支流，有些偏向工會鬥爭，有些傾向參與議會，有些則仍堅持革命道路。
即便如此，第四國際與其延伸出的各地托派組織，依然在現代左翼思想中扮演重要的批判者角色。他們對於官僚主義的警惕、對工人自組能力的信任、對革命持續性的強調，為那些不願在冷戰二元之中選邊站的左翼分子提供了一條狹窄而堅定的道路。今日的社會主義者或許不再以第四國際為名，但那種「拒絕妥協的國際主義」精神仍在某些抗爭的火線中默默延續。
分裂、斷裂與繼承：國際組織的譜系圖與裂變邏輯
當我們從第一國際一路追溯至第四國際，可以清晰看見一條從思想統一到實踐分裂、從革命原則到策略歧見的歷史軌跡。這條軌跡從來不是線性的進化，也不是單純的歷史重演，而是一次次對「什麼是無產階級解放」的詰問與重構。四個國際看似依序接替彼此，實則每一個的誕生幾乎都是對前一個的激烈否定。這種否定不是單純的反對，而是一種「斷裂式的繼承」：既要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原點，又要從上一代的錯誤中脫身。
第一國際在誕生之初尚未確立明確的理論體系，反而是一個鬆散的平台，容納了無政府主義、共和主義、工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多種聲音。這種寬容與多元，在馬克思與巴枯寧之間的衝突下走向終結。馬克思藉由逐出無政府主義者來重構組織純度，卻也同時摧毀了第一國際作為跨意識形態聯盟的可能性。這是一場理論的勝利，也是一場政治的失敗。
第二國際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卻在策略上選擇了與資本主義制度妥協。它放棄了革命的急迫性，將歷史看作一種穩定的演進，將社會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的後續階段。這種漸進主義在經濟擴張與工人組織日益強化的十九世紀末似乎合情合理，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主義狂熱中崩潰。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選擇站在自己的國家政權一邊，支持戰爭，背離了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理想。這場背叛迫使革命者重新思考：「我們是否只能選擇國家？還是有其他道路？」
第三國際的出現帶著一種重新啟動歷史的豪情。列寧以其先鋒黨理論與布爾什維克經驗，試圖讓革命由一種「自然結果」轉為「政治組織的產物」。共產國際因此成為一個高度紀律化的指揮中心，各國共產黨不再是自主組織，而是接受莫斯科直接領導的機構。這種組織的有效性在短時間內提高了國際革命的協調力，卻也埋下了深層危機。當蘇聯的國家利益與革命目標產生矛盾時，第三國際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的官僚化」。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不是理論創新，而是孤立現實下的權力選擇。
在這樣的背景中，第四國際的出現並不是恢復舊有秩序，而是一次激烈的批判與重建。托洛斯基拒絕以國家利益為名犧牲革命原則，也拒絕將無產階級解放交給任何中央權威來管理。他相信革命是一個持續而不斷的過程，需要來自群眾的動力與對官僚的警惕。第四國際無法建立起像第三國際那樣的強大組織，但它保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與國際視野。
如果我們將這一系列歷史關係視覺化，就會看到一張複雜的思想譜系圖。在這張圖中，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原點，延伸出第一國際；巴枯寧則分裂出無政府主義傳統。第二國際試圖整合正統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而列寧對其革命性質提出挑戰，建立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在史達林手中異化為國家機器，而托洛斯基則再次從中斷裂出第四國際，延續國際主義與反官僚的脈絡。與此同時，社會民主、無政府主義、各種民族解放運動與當代新左派，也在這些國際之外發展出各自的理論支線。
這些裂變不是失敗的證明，而是現代左翼運動無法簡化為單一路線的證據。革命從不是單一故事的續章，而是由分歧構成的多重文本。馬克思曾說，人們可以自己創造歷史，但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條件下。而在這條歷史的迴廊中，四個國際留下的，不是完美的答案，而是一系列有力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組織？我們應否掌權？我們能否避免再一次背叛？
革命不只是記憶，更是未竟的爭辯
四個國際的歷史，不是一段平直的繼承故事，而是一條以斷裂、批判與重構為節奏的激烈辯證過程。每一次國際的誕生都伴隨著對前一代理論與實踐的否定，每一次的推翻都聲稱是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精神」的回歸，然而這些「真正性」本身也總被後人懷疑與重估。正是在這樣不斷相互否定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不但沒有消亡，反而顯得異常活躍，因為它從來不是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生成機制。
這些國際不只是組織與會議，更是思想與政治實踐的實驗室。第一國際問的是：革命需要國家嗎？第二國際問的是：改革能否取代革命？第三國際則是：先鋒黨可以如何取代歷史條件？而第四國際最後問的，卻是一個更痛苦的問題：革命是否必然腐化？在每一次嘗試之後，留下的不是一個穩固的答案，而是一份更複雜、更具批判性的歷史感。
今日的世界已不再有昔日那樣宏大的國際組織，也不再有布爾什維克式的領袖人物。然而，四個國際所處理的問題卻從未過時。當資本主義再次陷入週期性危機、當不平等擴大到跨世代、跨地理的程度，當氣候、移民、戰爭與剝削以更加全球化的面貌展現時，「國際主義」的訴求重新獲得意義。而這種國際主義，不可能由政府或民族所定義，只能由那些跨越國界的群眾組織、自主工會、草根聯盟重新拾起。
在數位化與去中心化的時代，舊有的政黨與階級模式不再適用，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被拋棄。正相反，唯有深入理解過去那一場場試圖解放人類的集體實驗，我們才可能不重蹈覆轍。在全球化的新語境中，四個國際遺留下的爭辯：關於革命、關於國家、關於組織與倫理……依舊是今天行動者無法逃避的哲學與政治問題。
或許我們再也不會有「第五國際」，但正如托洛斯基所言，國際主義並不是一種建築結構，而是一種歷史的需求。這種需求，每當體制失靈、正義破碎、未來變得不可想像時，就會再一次在廣場、街頭、工廠與網路中甦醒。革命不是過去的記憶，而是未竟的爭辯。而這場爭辯，只要世界還有不公，就永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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