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大都會的我，其實對「城市」非常陌生

那裏是我的家鄉？我真的回答不了，只能夠說我有份塑造「香港」這個地方。我跟其他香港人不一樣，我祖藉廣東台山，蜑家佬（漁民），每一代人都是逐水漂流，船就是我們的家。我們家的歷史，已經死無對證了，只能推到一百多年前。清代年間中國大陸對沿海地區實行封鎖，我們在廣東府城及珠江河一帶遊走，靠偷運物資起家。從太爺的年代，因為中國的政治動盪，才將香港和澳門變成自己的家。

我們眼中的城市和其他人眼中的城市完全不一樣，避風港內的水上都市對陸上人來說，帶着一份神秘感。例如說，大家對於一九九零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繁榮的大都市，但是我們的生活習慣，不太一樣。電力、自來水、污水系統對於陸上都市人來說是日常生活，我們呢？被水圍繞着的我們到岸邊排隊取淡水、用木柴生火煮食、大海就是我們的廁所和垃圾桶。一個約20-30公頃的海域有6000艘漁船；這50000人在避風塘內形成自給自足的水上社群。在當時的香港，還不止數個這種水上社區。

避風塘如何自給自足？捕魚與貿易是我們主要的生活。漁民會駕駛漁船出海，根據季節捕撈不同種類的海產，例如黃花魚、石斑、蝦蟹等。回到港口，「水上魚市場」是避風塘的核心經濟活動，漁民會直接把漁獲賣給商販或中間人，後者再轉售到香港各區的魚市場。至於生活與物資供應，水上有浮動的雜貨船，專門售賣日用品、柴米油鹽，供漁民購買，等同於陸上的「便利商店」。開船出海需要的淡水與柴油，由專門的供水船會來補給淡水，柴油則由岸上的供應商送到避風塘的油槽，船停在岸邊加油尤如車停在加油站一樣。水上社群也有自己的公共設施。譬如政府曾設立「流動學校」（漁民子弟學校），派老師乘船來教導漁民子女。診所呢？我們有醫療船；一些慈善機構會派醫療船為水上人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漁業曾是香港的重要產業，特別是在19世紀至20世紀中期。避風塘內的漁船每天為市場提供大量新鮮海產，支撐了本地飲食業和海產貿易，並與陸上的魚市場建立了緊密的供應鏈。當時，避風塘不僅是一個避風港，更是一個活躍的漁業中心，漁民在這裡交易魚獲，吸引了大量商販，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水上經濟體系。隨著城市發展，香港政府開始規劃土地用途，推動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這間接影響了我們的變遷。到了1970至80年代，政府推行安置計劃，將許多水上人遷移到岸上的公共屋邨。

這不僅改變了水上人的生活方式，也使原漁業為主的地區逐漸轉型為住宅及商業區，促進了香港城市發展。水上人在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中被主流社會邊緣化。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加快，這個曾經自給自足、依賴海洋生活的社群逐漸失去了原本的生存空間，被迫適應岸上的生活方式。然而，這種轉變並不容易，許多水上人在適應陸地社會時面臨各種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被社會淘汰。

在面對政府對漁業資源的管制加強、海域開發、工業污染加劇，以及中國漁業發展帶來的競爭，香港傳統捕魚行業逐漸難以維持。當捕魚不再能提供穩定收入時，許多水上人不得不轉型，但我們的技能與知識多與漁業相關，而水上人本身亦因歷史因素而缺乏正規教育，在岸上的社會競爭力較低，難以找到穩定工作。即使捕魚本身的收入極低，只能剛好維持基本生活開支，但到陸上的主流生活，甚至未必比留在避風塘時更好。其次，政府的安置政策雖然提供了公共房屋，但對於習慣水上生活的人來說，搬遷到岸上並不只是換個住所這麼簡單。水上人的生活模式與陸上社會大不相同，我們習慣了以家族為單位的共同生活，在避風塘內有自己的社群支持網絡。然而，一旦搬上岸，他們需要適應與陌生人共處的生活方式，並且社群關係變得鬆散，缺乏原有的互助機制，延伸出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問題。傳統的水上人社會有獨特的語言、信仰、風俗習慣，例如信奉天后、使用獨特的行話、依靠海洋作為主要生存空間。但當水上人逐漸融入陸上社會時，這些文化特色逐漸被同化，導致許多年輕一代的水上人後裔不再認同自己水上人的身份。這種文化流失，使得水上人社群逐漸消失，我們的共同歷史與生活方式變成一段被遺忘的記憶。

最終，水上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在城市發展的洪流中幾乎完全消失，我們也是水上生活的最後一代，成為都市發展的犧牲品，被迫在不屬於我們的世界裡尋找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