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waan4」變成銅鑼「waan1」；銅鑼灣的前世今生

 地名的斷裂與延續

銅鑼灣，這個在今日香港代表著商業繁華與大眾文化的地名，實際上承載著遠比其地理位置更複雜的歷史與象徵意涵。翻閱十九世紀的地圖資料，或聆聽老一輩居民的口述記憶，會發現「銅鑼灣」原是一個深入內陸的小灣，位於今日的天后與掃桿埔一帶，為漁船停泊與避風之地。然而，隨着殖民政府的大規模填海與城市擴張，原本的灣澳逐漸被陸地取代，其地理形貌消失不見，名稱卻逐漸轉移至昔日稱為「東角」的地區，也就是今日港島最核心的商業地帶。這樣的地名轉移不單是空間錯位，更是記憶重構與身份再製的過程。在香港這個高度資本化、地理與語言變遷快速的城市中，地名並非一成不變的代號，而是不斷被重塑與再詮釋的歷史語言。本文以銅鑼灣為個案，從地名的演變出發，探討其如何與香港的城市發展歷程、社會記憶建構、身份認同及空間治理糾纏交錯，進而展現地名作為空間政治的文化載體角色

地名、記憶與空間政治

1.       地名與記憶的場域

歷史學者皮耶・諾拉（Pierre Nora）提出「記憶場域」（lieux de mémoire）一詞，指出在記憶逐漸失落的現代社會中，人們透過地名、紀念碑、地標等空間符號來保存集體記憶。在這個框架下，地名並非僅是定位的工具，而是歷史事件、地方經驗與文化認同的記憶結晶。地名的轉移或消失，象徵的不只是空間的變化，更是記憶的中斷與再編碼。

2.      地名與身份建構

語言學與文化地理學者指出，地名在社群身份認同的建構上扮演關鍵角色。地名能召喚對地方的歸屬感，也能透過語音、書寫形式反映權力結構與文化主導權。在香港，許多地名既有粵語本地發音，也有英語殖民命名的對應形式，如「銅鑼灣」對應 Causeway Bay。這種雙語命名不只是語言上的調適，也是一種文化交涉與主體性鬥爭的痕跡。

3.     空間政治與地名治理

城市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強調，空間並非中立的容器，而是權力鬥爭的產物。地名作為空間符號的表徵，其命名、變更與轉移，往往與城市治理、資本邏輯與政治意識形態密切相關。殖民政權透過命名控制城市認知，而資本主義則透過地名塑造消費地景，將空間商品化與品牌化。銅鑼灣正是一個典型例子：從避風港灣到百貨、時尚與示威的象徵，其地名歷程揭示空間權力的多重糾葛。

 

銅鑼灣的歷史地理與地名轉變：從避風灣澳到殖民工業據點

在香港開埠初期的地圖上，「銅鑼灣」（Causeway Bay）清晰可見地位於今之天后、掃桿埔與銅鑼灣道一帶，其地貌呈凹入狀，形似銅鑼，正如其名。這片灣澳水深港闊，曾是漁船停泊、補給與避風之地，同時也是通往港島東部山區村落的重要水路入口。早期英國海圖與殖民文獻均以「Causeway Bay」稱之，並記錄此地曾建有石堤以作「Causeway」，即人工堤岸，因此得名。然而，進入十九世紀中葉後，殖民政府在東岸展開連串填海工程，務求擴展土地供軍事與工業用途之用。原有的灣澳被逐步填平，逐漸失去海港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政府與商業資本主導下的新區劃與產業配置。這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力量，正是英資企業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其背後主導家族利氏（Jardine family）對今日所謂「銅鑼灣」地區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怡和洋行於1832年在中國成立，1839年移至香港，成為英國在遠東最具勢力的貿易企業之一。為鞏固在香港的商業地盤，怡和洋行於1840年代購入港島北岸東端大片土地，建立其工業設施、倉庫、辦公樓及碼頭設施。這片區域地處維多利亞城以東，當時被稱為「東角」（East Point），正是現今所謂「銅鑼灣」的核心區域，包括現時的崇光百貨、世貿中心與怡和街一帶。這些土地屬怡和集團私人持有，並設有「怡和碼頭」（Jardine's Wharf）作為對外貿易中轉站。東角當時不但有貨倉與倉儲空間，更設有屠房、製冰廠與鴉片貿易設施。此區既非原意上的「銅鑼灣」，亦不屬於自然港灣，而是一個由殖民資本力量主導、人為開發的空間。這段歷史至今仍可從街名如「怡和街」與英語名稱「East Point」中找到痕跡。

值得注意的是，利氏家族並非純粹的企業家族，更是殖民香港的政商中堅，其代表人物如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曾在香港行政架構中擔任要職，對殖民城市規劃有深遠影響。在其主導下，東角發展成為一個與殖民行政分工緊密配合的工業據點，使得「東角」逐漸取代原有的銅鑼灣，成為城市東拓的前線。

地名的轉移與遺忘

然而，隨着二十世紀中葉怡和洋行逐步撤出工業生產，原來的碼頭與貨倉拆除，土地轉為地產開發與百貨商業用途，原本屬於「東角」的稱謂逐漸淡出公眾語言。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地標性」與情感共鳴的「銅鑼灣」名稱，成為整個地區的主體稱呼。這一地名轉移並無明確的官方命令，而是由大眾習慣、商業命名與媒體傳播中自然生成的語言轉向，標誌着歷史空間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逐步錯置。地圖上的銅鑼灣從灣澳變成都市中心，空間意涵隨着地理的變動而被重寫。昔日的「銅鑼灣」實際已不復存在，灣岸變為陸地，避風港化為商圈；而真正承載銅鑼灣現代意義的，是曾屬「東角」的地段。這種由企業勢力引導、經由殖民土地治理機制實現的地名替換，正是一種空間政治的體現：誰有權命名、誰能保留記憶、誰被排除於空間敘事之外。

 

地名、記憶與身份的糾纏：銅鑼灣的文化象徵與世代裂縫

地名之所以能延續其社會功能，不僅在於它能準確標識空間，更因其能召喚某種情感、歷史記憶與身份意識。銅鑼灣正是此一現象的具體例證。儘管其原始地理條件 —— 灣澳、水域、漁村景觀 —— 早已因填海與都市重建而消失，但這個地名並未跟隨地貌一同被遺忘，反而在城市語境中變得更加鮮明與多義。這種記憶上的斷裂與再製，尤其在不同世代之間展現出顯著差異，進一步體現地名如何作為認同與記憶的場域，具有複數且矛盾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1.       老一輩的地名記憶：銅鑼灣作為過去的空間實體

對成長於1950至70年代的香港人而言，「銅鑼灣」仍然部分保留其地理記憶的功能。長輩口中的銅鑼灣，往往指涉一個與避風港、天后廟、漁船生活相關聯的實體空間。他們可能仍記得「銅鑼灣道」當年臨海而建的情景，也可能在日常語言中保留「灣⁴」的粵語發音，顯示出對舊地名音感與空間記憶的連結。對這一世代而言，銅鑼灣是一個具體可觸、曾親歷的空間，而非抽象的象徵。隨着土地使用改變與生活方式轉型，這樣的空間記憶逐漸成為口述歷史與個人記憶的碎片，缺乏在公共語境中被承認與再現的渠道。這不僅是地名遷移所造成的結果，更是一種城市發展中，歷史地景與身份認同被「清空」的過程。

2.      年輕世代的銅鑼灣：文化消費與象徵政治的場所

相對而言，九零後與零零後(即八年級與九年級生)出生的年輕一代，對「銅鑼灣」的理解與記憶已完全不同。對他們而言，「銅鑼灣」不再是避風港或灣澳，而是一個象徵流行文化、城市時尚與政治集會的地標。在他們的集體認知中，銅鑼灣意味著SOGO百貨、時代廣場、蘋果專門店與街頭快閃文化；同時，它也代表著近年來社會運動的集結場所，如七一遊行、雨傘運動中的街頭靜坐、反送中期間的抗議活動。地名已從自然空間轉變為符號空間，從漁村記憶變為城市舞台。這種記憶的重構，展現出地名在當代社會的文化生產功能。它不再是過去的記憶遺址，而是媒體、商業與政治符號交織下的文化節點。年輕世代或許無法想像「銅鑼灣」曾經有過漁民、避風塘與屠房的景象，但卻能在社交媒體與影像記憶中，將其與抗爭、潮流與城市身份緊密連結。這種符號化的地名，表面上淡化了歷史地理的痕跡，實則為當代城市居民提供了另一種認同的投射空間。

3.     地名作為代際認知的斷層與共鳴點

銅鑼灣的地名轉移，所造成的世代記憶差異，既是一種文化斷裂，也是一種歷史壓縮。在這裡，空間與地名不再是線性歷史的再現，而是多重記憶的層疊與交織。老一輩所認識的銅鑼灣，如今已隱沒於土地重構與語音轉變之中；而年輕一代對銅鑼灣的認知，則是在影像、集體行動與消費習慣中建立起來的象徵空間。這種記憶差異不僅體現在內容層面，也反映出空間使用、語言習慣與價值觀的深層分歧。

儘管如此，地名仍然保留其作為「文化節點」的功能，讓不同世代的人們有可能在同一個名稱之下，產生交錯與共鳴。當老一輩口中的「銅鑼灣」在記憶中逐漸模糊，年輕人卻在街頭、社交平台與文化產品中重新賦予它新的生命。這種地名的延續性與重構性，正是其作為記憶場域的最大特質：它既是過去的痕跡，也是未來的象徵。

 

總結

銅鑼灣的地名轉移，不只是空間的重劃，更是一場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再編碼工程。原位於天后至掃桿埔一帶的內灣地貌，早已在殖民填海與資本開發中消失，地名卻沿着商業與權力軸線遷移至昔日稱為「東角」的怡和洋行地段。本文揭示地名如何在城市治理中被馴化與再塑，亦指出年輕世代與老一輩在記憶中的銅鑼灣已構成斷裂：一方是避風塘的遺影，另一方則是抗爭與消費的象徵。地名成為歷史失語與文化抵抗並存的現場，折射出當代香港空間政治的張力與遺忘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