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新加坡的華語國族工程

語言作為國族建構與文化代價的開端

語言從來不是中性的符號系統。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語言往往被制度化、等級化，並被有意識地操作為統治、動員與文化塑造的工具。對新加坡而言，語言政策的歷史不僅反映出其作為多語社會的治理策略選擇，更深刻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什麼語言值得被保存，什麼語言必須被捨棄」的價值排序。這種語言價值的編制，不單源自教育效能、科技發展或社會整合的實用考量，更是一種權力在文化層面上的深層運作。

李光耀正是這套語言政治體系的關鍵推手。他曾經以流利的福建話面對群眾，發表慷慨激昂的街頭演說，成功動員廣大的閩南社群，鞏固自己早期的政治正當性與草根支持。然而，不出二十年，他卻在公開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表示：「可惜是可惜，但這是值得的犧牲」，隨即宣告新加坡將全面推動普通話教育，並淡出方言使用。1979年，他親自發起「講華語運動」，這不僅是一場語言政策改革，更是一項文化轉型與記憶清洗的國家工程。福建話，作為他曾經倚賴的政治語言，在政策推進之後迅速被邊緣化，進入官方語言體系的沉默區。

這樣的轉變充滿政治弔詭。一位政治領袖如何在不同階段，將同一種語言從動員利器轉化為文化包袱？而這種政策所造成的不僅是語言使用習慣的改變，更牽動整個世代的記憶、情感、以及對身份的感知方式。語言的喪失，往往伴隨著歷史斷裂與文化疏離，尤其當這種語言原本承載的是族群的口述記憶與地方知識時，其消逝便不再只是語音的消失，而是整體文化視野的萎縮。

從李光耀對福建話的語言觀與政策論述出發，探討新加坡華語政策背後的治理邏輯、現代性訴求與文化代價，並分析這場語言轉型對新加坡社會語言生態的影響，特別是對方言使用社群的文化疏離與歷史剝奪。在這樣的語言治理框架下，語言不再只是溝通的媒介，而是一項被選擇、被捨棄、被控制的國家資源。而新加坡的例子，正是理解語言如何成為一項統治技術、以及文化抵抗如何隱伏於語音之外的關鍵起點。

 

福建話作為政治資本

在新加坡建國初期，語言是政治動員的最直接工具。不同語言社群對應著不同的階級、族群、地域網絡與社會資源，而政治人物若要在高度多語的社會中獲取支持，語言能力與語言選擇便成為策略性行動的一環。對李光耀而言，福建話在1950至1960年代的政治語境中，並非邊緣語言，而是連結廣大華人基層的重要橋梁。正是在使用福建話與其他方言的過程中，他建立了與民間的語言認同與親和感，也積累了關鍵的政治資本。

在1959年人民行動黨首次執政前後，新加坡華人社群中，使用福建話（閩南語）者佔多數。當時的街市、巴剎、工會、鄉親會館及中小企業，廣泛使用福建話作為日常通語。李光耀本身並非閩南人，但為了在選區競選與工人階層溝通，他刻意學習並熟練使用福建話。在公共集會與拉票演說中，他以福建話傳達對殖民體制的不滿、對基層利益的關懷，甚至在對抗親中、親馬來西亞派系的語境下，以閩南語建立起自己「貼地」的政治形象。這不僅僅是語言選擇，更是階級動員與族群認同策略的體現。

福建話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也與華人宗鄉組織及社會資本結構緊密連結。閩南社群在華社中占主導地位，包括福建會館、宗族祠堂、商業網絡等都使用福建話作為主要溝通語。李光耀與這些傳統社群組織維持一定的合作與對話關係，福建話在其中起到了潤滑與協商的功能。這些語言網絡支撐了行動黨初期的選票結構，使其在華人基層中建立政治根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語言上的親民策略從一開始就是戰術性的，而非理念上的文化承諾。李光耀使用福建話是為了與社群對話，但他從未隱藏對「方言分裂華人、阻礙教育與現代化」的長期憂慮。在某些場合中，他已經透露出希望建立一種能夠統一華人語言的願景，即是推動普通話取代地方語言，作為「現代化華人」的語言象徵。

因此，福建話作為政治資本，是李光耀在動員階段的重要資源，卻也是他在建構現代國家與教育體系時選擇拋棄的對象。語言從基層連結的橋梁，轉化為現代性障礙的標誌，這種角色轉換為接下來的語言政策轉向埋下伏筆。福建話的政治價值在國家建構邏輯中被消耗殆盡，轉而成為一種需要被克服的「落後記憶」。這個過程本身，正體現出語言在權力運作中由工具轉為包袱的歷史命運。

政策轉折點：講華語運動！

1979年對新加坡語言政策而言，是一個歷史性的分水嶺。就在這一年，李光耀正式發起「講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全面推動華人社群從使用各地方言轉向普通話。這場運動標誌著國家語言工程的第二階段：從多語容忍走向單語統一，從語言動員轉向語言紀律。而這場轉向的背後，並不只是語言的教育改革，而是一場結構性的文化治理與國族敘事再造工程。

在1979年的講華語運動開幕儀式上，李光耀發表了一段極具象徵意義的演說。他以流利的福建話對群眾表示：「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用福建話跟大家講話了。」在場聽眾反應激烈，有些人鼓掌，也有人面露哀傷。這不是一段單純的語言切換，而是一場公開的儀式性告別。他接著以極為清晰的語調說明政策的目的：「要提高我們的教育水準，就要統一語言。繼續用福建話，是要犧牲下一代的利益。」這些語句語重心長，卻也帶有強烈的威權式語言治理語氣，預示著一個語言時代的終結。

李光耀所推動的普通話政策背後，包含三個主要的治理目標。其一，是為了解決華人社群內部的語言碎片化問題。在他看來，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等方言各自為政，不利於族群內部溝通與社會整合。其二，是希望將普通話作為與中國大陸文化與經濟發展接軌的語言資產，培養新加坡未來的華文經濟競爭力。其三，是為了語言教育的效率，建立一種與英語並行、可制度化管理的語言體系，進而強化國民教育的現代性與結構化。

這一政策雖然披著語言改革的外衣，實際上卻帶有深層的文化淘汰邏輯。福建話不再被視為連結社群的工具，而是被重新定義為落伍、非現代化、與社會流動脫節的語言。媒體開始逐步禁播方言節目，電視新聞全面使用普通話與英語，學校教育體系嚴格以雙語制為核心，禁止學生在校使用方言。這種自上而下的語言紀律體系，幾乎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讓福建話與其他方言在公共空間中徹底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雖然以極大的政治意志推行華語化，但這種語言統一並非建立在民間語言能力自然發展的基礎上，而是透過權力強制與資源配置的不對稱來實現。許多長輩與基層民眾在短時間內失去了在公共語境中的語言發言權，世代間的語言斷裂亦隨之而來。下一代學會了普通話與英語，卻無法與祖輩用福建話溝通。語言政策帶來的，不只是教育效能的提升，也是一場文化記憶的中斷與語言主體性的重寫。

這種「值得的犧牲」，在李光耀的語境中是為了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但從今日的角度看來，這也可能是語言治理中最具爭議與後座力的決策之一。福建話從一種文化語言、政治工具，最終被制度性地歸入歷史，被國家語言秩序主動遺忘。語言在此不再是人民的聲音，而是政權規訓的結果

 

語言現代化的代價與民間後果

新加坡的語言統一工程，以其明確的國家目標與強力的行政手段，確實在短時間內達成了制度性語言改造的目的。普通話迅速取代方言，成為華人社群中的官方母語，而英語則鞏固為主要的社會流通語與經濟語言。從統計數字來看，政策似乎成效斐然：根據2000年以後的人口調查，年輕一代使用福建話、廣東話等方言的比例銳減至個位數，而能以普通話溝通者比例則穩定提升。但若僅以語言能力的轉換來衡量政策成效，卻可能忽視了這場語言轉型背後所帶來的文化裂痕與社會情感代價。

首先，方言的快速邊緣化與失傳，直接造成了世代間語言溝通的斷裂。對許多新加坡家庭而言，祖輩與孫輩之間無法以共同語言交談成為常態。老一輩習慣福建話、潮州話或廣東話，而年輕人則只熟悉英語與普通話。語言在這裡不再是一座橋樑，而變成一道無形的牆，使得口述歷史、家族故事與文化記憶的傳承難以為繼。語言不只是表達的工具，更是情感的通道，而當這條通道因政策而中斷，其後果便不是短期可以修復的。

其次，方言文化的邊緣化也意味著整體地方性知識與文化系統的失落。昔日的方言戲曲、地方俚語、飲食俗語與民間禮儀，多半透過語言代代口傳，而今因語言中斷而快速退場。在教育與媒體都排除方言的制度設計下，這些文化形式逐步被視為「無用知識」，在國家發展論述中失去價值。學校不教、電視不播、市場不說，方言成為地下語言，進一步固化為低階、落後的象徵。

而這種語言地位的再編碼，也對社會階級產生了深遠影響。熟練英語與普通話者，在教育體系與職場中擁有明顯優勢，而依賴方言溝通的年長者與底層族群，則被語言政策間接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語言在此扮演的不只是文化角色，更是階級再製的工具。當語言被制度性地分級，其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一種文化價值觀的排序：什麼樣的語言值得被投資與延續，什麼語言則應被遺忘與消音。

然而，這場語言現代化運動也並非毫無反彈。雖然官方話語一貫強調「語言統一帶來進步」，但在社會深層，方言的懷舊與再認同情緒持續醞釀。自1990年代後期起，坊間出現一系列關於福建話、潮州話的回憶出版物，部分廣播節目開始嘗試以非正式語境播放方言音訊，甚至有年輕世代自發學習祖輩語言，作為一種文化回溯與身分尋根的行動。這些零散的語言行動說明，方言雖被國家政策邊緣化，卻仍在文化記憶的深層中潛伏著，等待再被喚起。

語言的現代化，本應是通向教育平等與社會流動的手段；但當它以犧牲文化多樣性與記憶連續性為代價，其背後所暴露的，正是一種單一文明邏輯的強制推行。在新加坡的案例中，語言政策不只是語言的再編，而是歷史的選擇、文化的重構與權力的深刻介入。李光耀所說的「值得的犧牲」，或許對國家治理而言意義重大，但對一整代失語的人民而言，卻可能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失落。

 

語言統一是必要犧牲，還是歷史錯誤？

在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史中，普通話的推行與方言的邊緣化常被包裝為現代化工程的一環，被視為理性國家治理、教育效率與社會整合的象徵成果。李光耀在發起「講華語運動」時明言：「繼續使用福建話，是要犧牲下一代的利益。」這是一種無可迴避的國家選擇，語氣中帶有堅定的歷史使命感，也隱含著對多語社會的高度不信任。他將語言視為一項可控的制度資源，一旦無法服膺於國家目標的邏輯，就應當被排除於發展主線之外。

然而，語言與記憶、情感與身份的連結，遠比政策設計來得複雜。福建話與其他方言的快速消失，雖然在行政上象徵成功，但卻伴隨著歷史連續性的中斷、文化多樣性的消解與社會語言分層的固化。語言統一確實提升了教育體系的效率，促進了社會的可管理性，但也使原本根植於社群與家庭的語言實踐遭到剝奪。這場政策性的語言清洗，以技術理性包裝其目的，實則執行了一場文化消音與身份簡化的治理行動。

語言不僅僅是一套語音、文法與詞彙的系統，它更是歷史的儲存庫，是一個社群對世界理解方式的總和。在新加坡的方言政策中，被消除的並不只是溝通的方式，而是一整套被去歷史化的生活世界。當一種語言被制度性地拋棄，這不只是語音的沉默，更是記憶的消亡。所謂的「值得犧牲」，若無法反思其文化與倫理代價，終將導致整個社會在語言意識上的貧乏與認同上的單薄。

今日的新加坡，在面對全球華語多樣性的回潮與中國以外華人社群文化復興的潮流中，逐漸出現對方言文化的重新評價聲音。年輕世代開始嘗試學習祖父輩的語言，不是為了實用，而是為了尋根；廣播與劇場也開始重拾閩南語、潮州話的語音魅力，重建地方性文化語感的共鳴。這些努力證明，語言的消失從來不只是自然淘汰，而是制度選擇與文化政治的結果。

因此，與其說語言統一是一場「必要的犧牲」，不如說這是一場基於單一現代性敘事的選擇性遺忘。而我們所需要的，從來不是另一套新的語言威權，而是一種能夠承認語言多樣性、鼓勵文化共存、尊重歷史記憶的語言政治哲學。只有當語言政策不再以效率為唯一指標，而能正視語言背後的人、記憶與社群，我們才可能真正跨越語言統一與文化犧牲之間的弔詭，走向語言公義與歷史修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