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切斷的依賴：城市、鄉村的歷史分工邏輯

城市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

圖為解放前的柬埔寨首都金邊

片中為解放後去城市化的柬埔寨首都金邊

現代城市的存在，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城市的形成其實來自於特定歷史條件與經濟制度的推動。它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居住型態，而是對農業社會在資源、生產與勞動組織上的一種回應與超越。

當城市成功運作時，我們看到的是高效率的分工網絡、科技創新、行政治理、文化創造與經濟活動的集聚；而當這一套制度性結構被粗暴瓦解時，不僅城市消失，更牽動整個社會機能的崩潰。柬埔寨赤柬政權於1975年對金邊所施行的「去都市化」政策，便是一個活生生的極端案例。

透過這一案例，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城市的本質功能，理解城市分工的必要性，並對當代「去都市化」思潮中的危險幻想劃出界線。

 

從集聚到制度：城市的起源與歷史邏輯

城市的出現，標誌著人類社會從自然狀態邁入制度化與組織化的階段。城市不是單純的人口聚集地，而是建立在剩餘生產、社會分工與政治統合基礎上的複合體系。最早的城市形態，出現於農業社會達到一定生產力之後，當糧食不再只是為了家庭自足，而可以支持一群不參與農耕的社會成員時，城市的雛形才得以誕生。

早期的城市多依附於河谷平原或灌溉系統附近，如兩河流域的烏魯克、尼羅河畔的底比斯，或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這些地點共同的條件是穩定的糧食供應、可控的灌溉系統與區域性的交通節點。城市在這些條件下發展，逐步累積宗教、政治與經濟的功能，並產生手工藝、祭祀、紀錄、統治等與農業無直接關聯的職業角色。這些職業之間的互賴關係逐漸構成了城市內部的初步分工與社會階層。

到了中世紀與近代早期，城市不再只是國王、神殿與市集的集散地，而進一步成為商品交換、法制建構與知識生成的空間。城市吸納來自鄉村的剩餘人口與勞動力，並提供技術、治理與文化生產的條件。在此過程中，城市與農村逐漸發展出功能分化：農村負責原料與糧食的供應，城市則掌握制度、工業與流通的權力。這種空間上的相互依存，使得城市不再僅是地理上的中心，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運轉核心。

進入工業革命之後，城市獲得新的生產意義。人口流向城市成為一種結構性趨勢，而非孤立現象。機械化、工廠制度與現代交通工具的出現，使城市成為資本與勞動密集的高效產地。大都市不僅凝聚了勞動力與技術，也承擔起行政統籌、知識創新與全球貿易的節點功能。城市的生存不再依賴周邊農業，而是透過區域與國際的物流網絡構成一個複雜的供應與分配系統。此一過程也鞏固了城市與第一產業之間的空間分工邏輯：農村供給資源，城市創造價值。

當代城市所承載的不只是建築密度與人口數量，而是制度秩序、科技體系與跨域流通的總和。其歷史軌跡顯示，城市之所以成為文明的核心，不是因為其規模或形象，而是因為它所承載的結構功能與空間整合能力。因此，理解城市的歷史，不僅是空間演變的敘述，更是對社會結構與生產邏輯的深層認識。

 

城市與第一產業的空間分工

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關係，從未是對立的二元，而是一種動態的、結構性的分工體系。在前現代社會中，城市的存續仰賴農村的糧食供應，反之農村亦依賴城市作為手工業品、行政權力與宗教秩序的提供者。這種空間上的互補關係，使得城市雖不直接從事糧食生產，卻能成為社會組織與知識技術的樞紐。

在農業生產力尚未高度提升之時，城市多位於農產集散點、河港、平原或交通轉運中心，其地理優勢使之自然成為區域資源流通的節點。這些城市既靠近農業，又與農村有所區隔，在社會分工上逐漸發展出製造、交換、教育與治理等非農職能，並吸納大量非生產性人口。當農業無法再無限延伸以支撐人口增長與社會複雜性時，城市透過人口集中與職業分化，提高整體社會的運作效率與產出能力。

這種分工關係進入近代後愈加明確。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與現代運輸工具的普及，城市得以脫離農業腹地的直接依賴，轉而從更廣大的區域與全球市場獲得資源。城市的糧食、原料、能源，往往不再來自周邊地區，而是透過高度組織化的物流系統與全球供應鏈進行調度。城市得以將空間密度轉化為效率，集中管理、生產、金融、行政與科技，成為現代國家的操作平台。

因此，城市與第一產業的關係，已不再只是「糧食依附」的單向鏈條，而是一種交換機制下的結構分工。城市提供制度與技術支援，農村供應基礎資源，雙方透過市場與政策系統維繫合作與互賴。在此基礎上，城市的本質在於其分工與整合能力，而非其物理形態。當城市失去與第一產業的協作連結，或強行解除這種分工時，整體社會便有可能進入功能錯配與失衡狀態。

在全球化與後工業時代，這種分工更為細緻與複雜。一方面，城市不再需靠近生產地，卻比以往更加依賴穩定與有韌性的農業與物流系統；另一方面，農村若無城市的制度性支持與技術資源，也難以進入高附加價值的生產鏈條。換言之，城市與第一產業的空間分工不是消失，而是提升至跨區域的網絡架構中，形成一種深層而不可見的制度性依存關係。

這樣的制度安排一旦遭到破壞，便不僅是農產品供需失衡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分工邏輯與基礎秩序的崩解。赤柬政權對金邊所進行的強制去都市化行動，正是將這種分工體系一舉瓦解，其後果正體現了這一結構性依賴的深刻性與脆弱性。

 

赤柬政權與金邊的解構實驗

赤棉奪權的首個行動之一，是欺騙民眾，指美軍可能作出報復轟炸，所以要把所有城市人口強遷往郊區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即赤柬）軍隊進入金邊，標誌著柬埔寨王國政權的終結與一場政治與空間秩序的徹底重組的開始。隨後展開的並非常規政權更替，而是一場針對現代城市制度的有意解構與實驗性消滅。波爾布特與其政治同僚基於極端的農本主義與反現代化意識形態，企圖在全國建立一個沒有貨幣、沒有市場、沒有城市、沒有私產與沒有階級的「原始社會主義共同體」。

金邊作為首都與柬埔寨最大的城市，是赤柬眼中「資產階級墮落」與「城市寄生者」的象徵。政權奪取後的數日內，赤柬即展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強制城市撤離行動。全市超過200萬居民(包括公務員、醫生、老師、商人、學生、僧侶乃至病人與嬰兒)被迫徒步離開城市，被編入各地的集體農業社。此舉並非戰術疏散，而是一項有意識的反城市政策，以徹底消除城市與現代制度在空間與思想上的存在。

在這場所謂「重返田野」的運動中，赤柬政權不僅廢止貨幣與銀行制度、關閉學校與醫院，甚至焚毀地籍、圖書與身分證，全面摧毀城市所依賴的制度性資源與知識體系。市場被禁止，私人所有制遭否定，語言與服裝受到統一規定，整個國家被納入一種準軍事化的農業生產體系中，旨在重建一個沒有異質性的「零年社會」。

這種做法導致的並非社會平等，而是社會機能的全面崩潰。城市所承擔的勞動分工、知識儲存、物流管理與資源調度等功能在一夕間中斷，整體國民經濟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曾經掌握醫療、教育、行政與技術能力的城市人口，被視為「寄生階級」，遭受系統性清洗與勞改，無數知識分子與專業人員在集體農場中死於飢餓、酷刑與疾病。

這一過程不只是一次政權更迭或意識形態的勝利，而是一種對城市制度本身進行根本否定與摧毀的空間實驗。赤柬所進行的不是象徵性的反都市行動，而是結構性分工邏輯的暴力逆轉。其後果也不止於城市機能的失靈，更是整個社會代謝系統的全面崩毀。當所有人都被迫回到第一產業，卻又缺乏技術、工具與支援制度時，農業生產非但未能自足，反而引發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飢荒與人道災難。

據估計，1975至1979年間，柬埔寨約有四分之一人口（即超過250萬人）死亡，成為20世紀最血腥的社會工程之一。這場災難的根源，不僅在於政治暴力，更在於對城市制度與分工結構的全盤否定所引發的系統性崩潰。

 

城市解構與物流中斷的因果關係

城市的功能並不在於其自給自足，而在於它所組織並維繫的物流、制度與交換體系。城市之所以能容納大量非農業人口，是因其在空間上集中了管理機構、知識系統、分工網絡與交通節點，形成一套能夠調配人力、物資與資訊的高效率架構。這套架構的核心價值不在於生產物本身，而在於調度與流通的能力。一旦物流系統被切斷，城市即無法發揮其社會組織與分工協調的角色，連帶也會導致整體社會的運作崩潰。

在赤柬政權的極端去都市化政策中，貨幣制度與市場機制被完全廢除，城市作為資源分配與交換的節點功能隨之中斷。原本藉由貨幣進行分配與調劑的機能被取消後，剩下的僅是以勞動值與政治忠誠度分配配給物資的集權體制。糧食、藥品、工具與資訊都無法有效流通，交通基礎設施遭到放棄，鐵路、碼頭與倉儲體系被棄置，整個社會瞬間喪失了對物資的管理與再分配能力。

不僅如此，醫療系統與教育網絡也隨城市機構一同瓦解。醫生與教師被下放至農村，甚至成為被清洗的對象，導致整個國家失去了基本的公共服務。疾病迅速蔓延，孩童失學率極高，婦女與老人面臨無法獲得援助的處境。即便在農村也無法依靠「回歸自然」的方式自給自足，因為缺乏耕種經驗的城市居民在強制遷徙後，既無農具亦無技術，只能在飢餓與勞動壓力下苟延殘喘。

這種物流與制度的癱瘓，暴露出城市之於整體社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其「產出」而在於其「協調」：是城市讓農村產品進入市場，是城市讓知識得以積累與應用，是城市透過交通與行政將異質空間連接為一個運作中的社會整體。城市的解構，即是社會代謝系統的斷裂。赤柬時期的金邊不再僅是一座廢城，而是整個社會功能崩潰的起點與象徵。

這段歷史說明，城市的制度性價值遠超出其地理疆界與人口統計。城市不是自明存在的空間單位，而是一種組織原理、一套交換秩序、一種分工邏輯。當這些底層機制遭到摧毀，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政治鬥爭或烏托邦幻想，其後果都將以人道災難的形式呈現。

 

去都市化的現代批評與界線

當代社會對城市的質疑與批判從未停止。從工業城市帶來的環境破壞與貧富分化，到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空間排擠與土地金融化，城市常被視為不公義與剝削的舞台。特別是在面對氣候變遷、糧食安全與社會不平等等跨國性危機時，「去都市化」的語彙重新獲得政治想像的能量，成為許多社會運動與替代發展論述的一部分。部分生態主義者與社會運動組織主張，應回歸小型農業聚落、分散居住與社區自治，以對抗城市集中帶來的資源掠奪與制度暴力。

然而，這類「反城市」論述若未經理性區分與制度分析，極易滑向赤柬式的極端思維，將城市視為萬惡之源，忽視其作為制度整合平台的不可替代角色。問題的根源並非「城市」本身，而是城市內部資源配置的不正義、治理結構的僵化與資本邏輯的擴張。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批判與改革是必要的，但若將整個城市制度視為應被解構的對象，則極有可能走向反智與災難的邊緣。

當前的去都市化主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城市內部的結構問題進行改革，例如推動都市農業、倡導共享經濟、建立混合社區、去商品化住房制度，這些皆屬於制度內的轉型與實驗。這類改革主張仍承認城市的協作價值，只是期望其轉向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另一類則從根本上否定城市的正當性，認為大規模城市本質上不可持續、不道德，應透過結構性去密度與去工業化來終結現代城市文明。這種思維無視城市分工對醫療、科技、知識、文化與民主制度的支撐作用，實為一種脫離現實條件的浪漫化空想。

城市的問題從來不是「太多」，而是「分布不正義」與「治理無能」。真正的去都市化不應是物理上的遷離或制度上的摧毀，而是對城市治理模式與空間規劃邏輯的再設計。在生態韌性與社會公義的目標之下，城市應透過分權治理、公共資源重構、空間民主化與基礎設施永續性，實現功能性的「內部去都市化」。這不是將城市解散，而是讓城市變得不再依賴單一中心、不再被資本壟斷、不再排擠異質性與多樣性。

赤柬的歷史提醒我們，反城市不代表解放，去都市化不代表平等。當分工被摧毀、制度被中斷、社會無法協作時，結果往往不是回歸自然的烏托邦，而是物資短缺、資訊封閉、生命無保障的地獄景象。對城市的批判應當精準，對改革的方向應當務實，而對「去城市」的誘惑則應保持高度警覺。

 

城市、鄉村與產業分工的結構依賴

無論從歷史、制度或空間角度觀察，人類社會從未存在過一種能完全自給自足、孤立於他者的經濟體系。城市與鄉村的區分，不只是地理上的差異，更深層地反映出人類社會在勞動分工、產業組織與空間治理上的相互依賴。第一產業供應基本資源與原料，第二產業將之轉化為可用產品，第三產業則在知識、行政與流通層面提供支援與整合。這三者雖各自具備邏輯與技術特性，實則構成一個高度互賴、不可簡化為單一模式的結構網絡。

城市，是二、三級產業的空間集中地，而鄉村則長期承擔一級產業的生產任務。看似對立的兩者，實則依附於共同的社會代謝體系中。沒有鄉村的糧食與原料，城市無以為生；但若缺乏城市的分工、治理、技術與市場組織，鄉村也將陷於低效率與封閉狀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係，並非零和競爭，而是一種彼此支撐的系統聯繫。城市並非取代農村，而是賦能農村；農村亦不該被浪漫化為純潔的對象，而需被視為現代社會不可分割的一環。

赤柬時期對金邊的摧毀，不只是對城市空間的抹除，更是對整個社會產業分工體系的粗暴斷裂。將所有人口推回第一產業生產，不僅無法解決資源不均與社會階級問題，反而破壞了整體社會所賴以運行的互補性結構。一級產業無法獨力支撐現代人口與需求，二級產業無法離開物流與市場運作，而三級產業則需要集中的資訊、教育與治理機能才能成立。三者共構而非可互相取代。

未來城市的方向，絕非放棄城市、回歸鄉村，而是承認雙方在產業與制度層面的結構性關係，進而建造一種真正整合的空間策略：讓城市不再壓迫鄉村，讓鄉村不再被排除於發展之外，讓三種產業在一個可持續且制度平衡的架構下互補共生。理解這一點，不只是為了避免歷史災難重演，更是為了在全球生態危機與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的今天，找到一條能讓社會有序且人性化運行的可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