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代對香港「安定繁榮」的遐想

誰在說安定？誰界定繁榮？

「安定繁榮」是一組長年被反覆使用的政治語彙，不論是港英時代、回歸初期，還是近年的高壓統治階段，這四個字都以不同語境包裹不同政權的統治想像。它既是一種承諾，也是一種控訴；既可以是真實的描繪，也可能是權力建構下的幻象。本文旨在探討：在不同歷史階段中，誰在定義「安定繁榮」，又是透過何種手段建構這種敘述？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語言與香港人的生活感受又有多大落差？

殖民末期的「受控繁榮」

1970年代至1990年代末，香港歷經工業轉型與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段時期的「繁榮」主要來自全球資本湧入與殖民政府制度穩定，但這種繁榮是在政治冷感與高度行政主導下的技術治理產物。英國殖民統治以維穩為要，避免民主政治，卻打造出高效能的官僚體制與低稅制金融市場，使得市民對「管治效能」與「安定生活」形成一種慣性期待。當時的「安定繁榮」，實質上是「不參與政治也能過上好日子」的社會默契，但其背後卻是港人長期缺席公共參與與自主政治想像的代價。

回歸初期的信任與懷疑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安定繁榮」成為《基本法》推廣語言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保障舊有制度不變，強調「馬照跑、舞照跳」。此時的安定繁榮，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承諾，試圖說服港人對新政權的合法性產生信任。然而，隨著董建華政府的施政失誤、沙士疫情、23條立法風波與民怨累積，市民對「繁榮」的信心開始動搖。2003年50萬人上街，不僅反對國安立法，更是對「盛世論述」的集體質疑。這時的「安定繁榮」開始從「共識」轉變為「分歧」。

 

盛世敘述的崩解與高壓重構

進入2010年代，尤其在2014年雨傘運動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香港出現嚴重的政治裂解。北京對香港治理由「不干預」轉向「全面掌控」，2020年國安法落地，民主派幾乎被清除，新聞媒體與學術空間全面收縮。此時，「安定繁榮」成為高頻率的政治口號，但其語境已由「制度承諾」轉為「強制紀律」。所謂「安定」，更多指社會秩序的壓制與政治異見的排除；而「繁榮」則僅限於宏觀經濟數據與象徵性基建，如「北部都會區」與「中港融合」政策。這是一種權力話語的自我再製，其目的是將社會的不安與反對，重新包裝為「穩定成果被少數人破壞」的故事。 

語言的裂痕與沉默的香港人

今日的香港，是否真如官方所說的「安定繁榮」？從基層市民無法置業、年輕人移民潮、創意與文化產業凋敝，到中產階級對未來失去信心，所謂盛世的光景多半已與普遍生活脫節。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誰有權定義何為繁榮？當公共語言只剩單向話語時，人民的沉默是否就是默許？還是被剝奪了表達與參與的可能？在這樣的語境下，「安定繁榮」已非具體的社會目標，而是象徵政治的結果；它要求服從、遺忘、並接受由上而下建構的「幸福敘事」。

 

重新思考我們的繁榮是什麼

歷史證明，真正的繁榮不可能建立在政治排除、社會封閉與語言控制之上。真正的安定，也不該只是社會無聲與秩序表面，而是來自公民參與、公平制度與共同願景的累積。若香港仍要談「安定繁榮」，那麼這四字就不能僅為統治者所用，而應重回市民手中，重新定義何為「值得我們留下、奮鬥與自豪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