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五四，誰的啟蒙？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的外交失敗。這場運動迅速擴大為聲援工人與市民的群眾抗爭，被後人稱為「五四運動」，並逐漸被定義為中國現代性的重要開端：一場集民族覺醒、民主訴求與文化啟蒙於一身的歷史時刻。

然而，百年過去，五四所代表的意義並未凝固。它既被國家敘事塑造成「中華民族統一意志」的象徵，也被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奉為民主與科學的種子。但我們必須追問：五四的啟蒙，是否只是為民族國家服務的工具？民主與科學的價值，是否只能在「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之下實現？

今日，我們身處於多語、多歷史、多主體交錯的空間裡。我們支持知識解放、公共理性與反抗壓迫的啟蒙精神，但拒絕將其綁架於虛構的民族整合敘事之中。本篇論述主張：啟蒙不必以國為名。地方主體擁有自己的現代性路徑，民主與科學不應建立在「中華民族」的壟斷想像上。

 

五四的歷史定位：不是普世啟蒙，而是國族危機的動員

五四運動並非一場純粹由思想啟蒙驅動的自發行動。它是在一次帝國外交失敗背景下，由京師知識份子主導的危機回應。當巴黎和會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整個中國輿論陷入「亡國感」與「被割裂感」中，五四運動於是被訴諸為「救國運動」的延續，民族主義成為最主要的動員語言。

「民主」與「科學」等口號固然出現於其間，但它們從一開始就不是普世原則的自足追求，而是為挽救民族國家危機服務的動員工具。換言之，五四運動中的啟蒙話語，是嵌套在「救亡圖存」與「統一國族」邏輯中的。思想的自由與知識的獨立，從未真正脫離國族想像的框架。

當民主與科學的語言被置於民族危機之下，它們便不再指向政治制度或知識倫理的普遍性，而是服從於建構「現代中國人」的敘事需求。這種啟蒙敘事因此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因為它假定只有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才能獲得現代性的資格。而地方主體若不附和民族認同，則其歷史與現代性經驗就被視為次要、偏差、甚至叛逆。

 

「中華民族」作為虛構主體的建構工程

「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並非自古以來即自然存在的共同體，而是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產物。自清末以來，面對列強侵略與內部崩解的雙重危機，中國知識與政治菁英從西方民族國家範式中尋找現代性方案，逐步將「五族共和」簡化為一個單一民族主體的國族敘事，即「中華民族」。

五四運動之後，這一民族單位不僅未被質疑，反而成為民主與文化改革的正當性基礎。「我們要民主」，但這個「我們」被預設為同質、單語、統一意志的民族整體。對外，它對抗帝國主義；對內，它消除差異、邊緣化地方語言與歷史。這樣的民族概念，是一種主體性壟斷機制：任何政治訴求若不落在「民族統一、國家強盛」之中，便難以獲得合法性，甚至會被指控為分裂或叛國。

地方主體（無論是語言群、文化體或區域經驗）若提出自治、文化保存、地方治理等政治主張，便常被扣上背離「中華民族」的帽子。這正是五四運動之後的最大矛盾：一場原本宣稱反壓迫的啟蒙運動，最終反而成為一個新型民族中心主義的啟動儀式。它以民主與科學之名，行同化與整合之實。

 

地方主體的現代性：啟蒙可以不經「中國化」

當「現代性」被綁定於「中國性」，當民主與科學被視為「中華民族」自我更新的工具，地方主體便陷入了雙重剝奪：一方面被要求服從國族敘事，否則便無啟蒙資格；另一方面，其自身的歷史經驗、語言脈絡與社會實踐又被視為落後、支離、甚至敵對。

然而，現代性從來不止一條路徑。所謂民主與科學，原本就是反抗單一權威、鼓勵多元理性的價值體系，它們理應能在多種社會條件下各自開展。地方社群的教育制度、公共衛生實踐、市政治理經驗、語言發展與知識文化傳承，都是其自主啟蒙的土壤。這些歷史不是附屬中國現代性的註腳，而是可獨立存在的現代性變異。

地方主體有能力決定自己要怎樣的民主制度、怎樣的知識秩序與價值系統。這不需經由中國民族身份的認可來「合法化」。我們主張：啟蒙的主體，應是說自己語言、走自己歷史的人民，而不是附和民族中心神話的群體。

當國族主義以「救亡圖存」為由壟斷現代性話語，它實際上是將「中國化」作為進步的唯一途徑，把地方的政治慾望與文化複數性導向服從、整齊與同質。這樣的邏輯，與殖民的語言並無二致，只不過統治者換了口音，神話改了包裝而已。

 

五四敘事的後殖民性與語言霸權

五四運動倡導「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被視為一場語言革命。但事實上，這場語言現代化運動，很快轉化為語言同質化的國家工程。所謂「白話文」，其實特指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書面語體，並未納入粵語、閩南語、客語、藏語、維吾爾語、臺語等在地語言的語法、聲韻與語感。語言上的啟蒙，很快成為排除地方語言的工具，將「普通話」神聖化為文明與進步的象徵。

五四運動的語境下的語言改革，其深層作用是為「中國人」這一民族身份建構出語言基礎。這種語言霸權，延續至今日的教育政策與傳媒制度中：地方語言在學校被邊緣化、在媒體中被禁用、在公共空間中被嘲諷為「土話」或「落後」。這不僅是語言的消音，更是歷史經驗與文化感知方式的系統性抹除。

當一種語言被視為唯一正統，其他語言就不僅是「不同」，而是「不文明」、「不配發聲」、「不值得記錄」。這樣的邏輯，與五四以來國族現代性的建構高度契合：語言統一是為了認同統一，認同統一是為了政治服從。於是，五四表面上反對帝國主義與文化專制，實則在無形中延續了另一種形式的內部殖民。

要真正實現啟蒙，就必須從語言開始解放。解放不只是擴張言論自由，更是允許每一種語言去說自己的世界、記錄自己的歷史、訴說自己的政治關係。否則所謂的「科學與民主」，只會成為服從於中央語言體制的空殼話語。

 

多主體的啟蒙想像：拒絕國族化的現代性

真正的啟蒙不應建立在一種預設的民族身份之上，而應源於對權威、神話與壟斷話語的質疑精神。若五四運動要留下啟示，它的價值不在於「民族覺醒」的儀式性重述，而在於喚起個人與社群對自身處境的思考與抵抗能力。啟蒙的關鍵，不是將地方納入中國的現代性工程，而是承認地方本身就具備追求理性、自治與多元的潛能。

我們需要一種去民族化的現代性觀：它不將「國族統一」作為前提，也不把「中國化」作為啟蒙的通道。相反，它應鼓勵各地依自身歷史、語境與社群條件，發展屬於自己的知識系統與民主形式。啟蒙應當是開放的、多元的、不設中心的。這正是五四所缺乏的：它質疑了儒家傳統，卻從未質疑「中國」這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正當性與壓迫性。

要拒絕國族化的現代性，就意味著要給予地方說不的權利。說不於語言同化，說不於歷史劫奪，說不於代表一切的單一敘事。這並非反對普世價值，而是要讓普世價值回歸其本義：普遍的不是國家，而是人民自主選擇的能力；科學的不是官話邏輯，而是多語對真理的探問；民主的不是民族動員，而是多數與少數共存之可能。

多主體的啟蒙，是要讓被邊緣化、被殖民、被遺忘的社群，有機會以自己的名義說話，而非被迫說出「中華民族」的話語。當我們拒絕以國為名的啟蒙，我們不是走向分裂，而是邁向一種更為成熟的、多樣的政治文明。

 

我們要的啟蒙，是去民族化的、去神話的、去霸權的

回顧百年前的五四運動，人們高喊民主與科學，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權威，的確曾為東亞現代性的誕生留下鮮明印記。但歷史也證明，當啟蒙被套上國族的框架，當「現代中國」被設為唯一目標，一切地方性的政治想像、語言發聲與歷史經驗，便遭到壓制、重寫、甚至抹除。

我們主張的啟蒙，是一種解構式的啟蒙：它不把「中國」當作歷史主體的終點站，不把「中華民族」奉為普遍性代表，也不將「五四」視為唯一正統起源。我們所追求的民主與科學，不依附於北京的敘事，不取決於認同國族神話的程度。我們要的，是讓不同的主體，包括語言群、地方社群、殖民地記憶、流散族群等。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現代性，定義自身命運。

這不是分裂，而是誠實。不是背叛，而是回歸啟蒙的本質：抵抗壟斷、打破神話、質疑權威。讓啟蒙從國族的手中解放出來，歸還給人民、歸還給地方、歸還給歷史本身的多樣與矛盾。

若說五四仍有其價值，那麼它必須被重新解讀，不再作為一場中華民族自我證成的神話，而作為一個開放性的事件。它提醒我們，真正的現代性之路，不應由任何單一主體壟斷。我們要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字出發，不再假借任何虛構的共同體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