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更像殖民香港？香港不是回歸中國，是被中國收回
在歷史教科書裡，1997年被寫作一場結束與起始的交匯點：殖民地香港「回歸」祖國，結束百多年外來統治，進入中華民族的現代敘事中。這種書寫方式試圖讓「主權回復」與「民族正義」畫上等號，讓政權更替等同於身份修復。但事實是，主權回來了，市民卻不再自由；國旗升起了，思想卻被降格審查；而那個曾經允許辯論、出版、示威的香港，在「愛國者治港」的治理邏輯下，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內部殖民。
本文將提出一個不合時宜卻不可迴避的問題：香港是否真的擺脫殖民統治，還是換了一套更深層、更全面的殖民手法？透過對國安教育、舉報制度、審查機制與選舉排他化的制度分析，我們將發現今日的香港，並非走向自治，而是在主權的名義下，被收回、被重塑、被馴服。殖民未曾遠離，它只是換了語言，換了旗幟，以熟悉的名字向你靠近。
引言：主權的回歸，殖民的回聲
1997年夏天，當英國國旗在維多利亞港緩緩降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迎風升起，世人以為一段殖民歷史已然終結。許多歷史敘事與國族儀式都將那一刻描繪為「回歸祖國的懷抱」，是一座城市終於修補主權斷裂的歷史創傷。但二十多年後，當我們重新檢視今日的香港，卻不得不提出一個痛苦的問題：殖民真的終結了嗎？還是，它只是換了一套語言與儀式，悄然重返我們的生活？
回歸之初，「一國兩制」的承諾似乎為香港保留了一絲例外性的空間。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資訊流通、國際接軌，這些構成「香港模式」的核心價值被寫進基本法，為港人與世界鋪設了一段短暫而動盪的交界期。可惜，這種制度安排並非建立在真正的主權共享或認同對話上，而是建立在北京容忍的邊界內。當邊界被重新劃定、容忍被收回，我們看到的不是「統一後的自治」，而是赤裸裸的治理收編。
2020年國安法的頒布成為這場轉折的分水嶺。從那一刻起，香港從一座具備獨特制度與公共生活的城市，逐漸轉變為一座治理樣板上的控制實驗場。那些原本屬於殖民地時代所保留的制度性自由與灰色地帶，在愛國敘事的名義下被一步步清洗，語言、思想、記憶、表達——都被納入國家話語的訓練場。
殖民並不總是以外國旗幟與外來統治者的面貌出現。殖民的本質，在於統治者否定被統治者自我建構世界的能力，在於將權力與記憶從人民手中奪走。而這種殖民，不分膚色、國籍或旗幟，它可以穿上民族主義的外衣，也可以喊著統一與愛國的口號。
在今日的香港，主權雖回歸，卻無法回歸的是那曾經屬於市民的空間：那個可以懷疑、可以批判、可以記憶的地方。真正需要追問的，不是「我們是否還是殖民地」，而是：我們是否已無力辨識出殖民的模樣，當它以我們的名字來治理我們？
國安教育與思想殖民：馴服心靈的制度工程
在極權政治的工程圖裡，最穩固的控制從不建基於武力與懲罰，而是從心靈開始。國安教育作為新香港治理架構中的核心制度之一，表面上是強調法治、國家認同與公共秩序，實則是一場對思想、語言與情感的重構工程。它不只要你服從國家，更要你相信國家從未錯過、從未背叛、從未壓迫。當一個孩子被要求歌唱「祖國是我最親愛的母親」，當課本將國家安全形容為「你和家人的幸福根基」，當學生在國安日集會中站立敬禮、背誦法條。那不再只是課程設計，而是一場文化洗禮，一場符號戰爭。
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指出，殖民統治最深刻的創傷，不是外在的壓迫，而是內在的認同錯置。被殖民者開始仇視自己的語言、懷疑自己的歷史，最終只渴望成為殖民者期待的樣子。今日的國安教育，正是試圖讓香港新一代以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思維起點，以國家安全為日常語境，並以「去政治化」之名，消除他們對權力、對國家、對城市命運的基本提問。這種教育模式，表面看來與中共歷來的政治教化無異，但更深層的危險在於它的「去脈絡化」。不教孩子理解歷史衝突與香港社會的獨特處境，只教他們如何「正確地熱愛」。而這樣的教育，並非只是為了政治服從，而是要讓人們連產生異議的語言都失去，最終將服從視為一種道德本能。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文化霸權」，指的正是這種由上而下形塑的社會常識：讓統治階級的價值觀變成所有人都覺得「理所當然」的規範。在香港，當「愛國」變成教育體系的前提，「國安」變成課程設計的核心，「忠誠」變成公民評價的標準，整個社會就不再是公共討論的場域，而是國家價值的回聲室。這樣的治理邏輯，遠比殖民地時期的英式教育來得更徹底。港英政府雖未給予普選，但教育領域從未強迫學生背誦英國歷史，從未要求小學生高唱《God Save the Queen》，也從未將忠誠作為學術的標準。在那段殖民地時期，學生還能接觸馬克思、魯迅、香港本土史與文學批判；而如今，一本寫有「反送中」三字的讀物都可能被視為違法。
殖民者總是透過語言奪走命名權。當你無法為自己的歷史命名，無法用自己的語言思考，無法在公共場合說出與國家不同的真理，那麼你就不再是市民，而只是一名被「治理者」。國安教育的真正目的，從來不在於讓香港更安全，而是讓香港學會怎麼忘記。
舉報制度與社會監控：在懷疑中孤立，在孤立中統治
極權體制並不依靠公民的信任維繫，而是靠彼此的不信任維持穩定。當鄰人之間再無真誠，只有潛在的監視者；當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當沉默與順從被塑造成最安全的生存策略，那麼，一個社會的公共性已然瓦解，剩下的只是個體在恐懼中自我孤立的漂浮島嶼。
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剖析極權如何摧毀社會紐帶：它不是單純地壓制言論，而是透過制度化的不信任，讓人們在最親密的空間中也無法坦然對話。在納粹德國與史達林時代，人們舉報配偶、子女、鄰居，只為換取生存、避免懷疑、或展示忠誠。極權社會的本質，就是讓每個人都懷疑每個人，最終將「社會」變成統治的工具。
今天的香港，在國安法陰影下迅速發展出類似機制。教育局設立「教師言行舉報熱線」，文化機構自我審查藏書、展品、演出；網絡世界也成為監控的戰場，網民因轉發圖像、留言、表情符號而被起訴或調查。在這樣的環境裡，舉報不再只是極端手段，而成為教育、職場與社交日常的一部分。這並非香港社會的文化傳統，而是政治權力為重構控制邏輯所輸出的治理模式。更弔詭的是，這些舉報往往打著「社會責任」或「維護穩定」的名義行使，使得整個社會逐步將「自我監控」視為一種新常態。當老師害怕學生，學生害怕同學，社會便不再是多元與合作的場域，而是彼此戒備的戰場。
港英時代固然是殖民統治，但在其後期並未建立類似的社會控制網絡。即使在1967年左派暴動、社會秩序緊張之際，香港政府也未推行以市民舉報思想為導向的常設制度。相較而言，今日以國安名義推行的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已將舉報升格為政治倫理的一部分，不服從者即為「不安全因素」。這種情況下，個體並非被直接壓制，而是被塑造成制度的代理人。極權最成功的時刻，往往不是它的警察拘捕了你，而是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應該說話。當人們不再互信，當人際關係變成權力交換的工具，香港所失去的，已不只是言論自由，而是作為一個社群共同體的存在方式。
這樣的社會，還需要獨裁者嗎？當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眼睛，國家就不必再開口。
「愛國者治港」與港督統治：在主權之名下的治理殖民
香港一直被稱為「前殖民地」，但歷史諷刺地揭示：殖民不是以主權的名義來定義，而是以治理的結構來體現。從港英總督時代到「愛國者治港」的新制度，我們看似經歷了主權的更替、身份的回歸，但從實質上看，我們所經歷的，更像是一種從外在統治到內化操控的殖民升級。
港督制度固然是殖民架構的產物，由英國政府任命，缺乏民意授權。但在198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在外部壓力與內部改革需求下逐步推進有限民主，包括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與地區議會參與。雖不完美，但至少為公共討論、意見競爭與地方參與創造了一個動態的制度環境。而且港英政府，在某些時候，為維持殖民合法性，甚至容許社會輿論壓力反向影響決策，如在反對國民教育、修改基本法草案等議題上，曾出現政府讓步的空間。
相較之下，「愛國者治港」以國家安全為旗幟，重新定義了「政治參與」的門檻，剝奪了公民與選民的政治能動性。參選資格由「資格審查委員會」決定，所有參與者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並「符合愛國者標準」。實質上，政治成為忠誠比賽，選舉成為表演儀式。這種制度不僅消滅了異議，也剝奪了政治作為公民教育與社會交涉機制的價值。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套治理語言： 「完善選舉制度」、「確保管治效能」、「穩定壓倒一切」正是典型的殖民修辭。它不鼓勵討論，也不需要正當性，只需要被動服從與制度內的自我審查。它以效率為名，取代了民主；以愛國為名，取代了代表性。這樣的治理邏輯，比港英政府更排除市民參與政治命運的可能性。
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轉變：從港英的制度疏離到今日的意識形態滲透。港督從不要求香港人認同英國歷史、不必背誦英倫價值、不需效忠帝國。而今的特首與其治下教育制度，卻以「中國心」作為衡量港人忠誠的標準。這種以認同建構為主體的治理，不再是外在控制，而是內部殖民的生產線。當主權成為治理的正當性遮蔽，而非限制權力的原則；當市民被劃分為「愛國」與「敵對勢力」兩類；當政治不再是市民協商的舞台，而是國家發言的轉播室——殖民，已無需外國軍隊駐紮，只需讓你相信你是「被保護的」，而非「被統治的」。
殖民的面貌可能變化，但其本質從未遠離：一個不容質疑的權力，對一群不被信任的人民。
倒影中的香港與那不再屬於我們的未來
歷史有時荒謬到讓人無法正視。過去我們在課堂上學習「殖民地」的定義，以為只要卸下外國旗幟，換上民族主權的標誌，一切就會自然走向自治、自由與尊嚴。然而，當回歸二十餘年的香港，在國旗之下唱著「我和我的祖國」的童聲成為教育常態，當街頭的呼喊被定義為分裂，當書店書架上的空位多過書名，我們才開始意識到：殖民從未遠離，它只是換了一張更難被識破的面孔。
可笑的是，許多香港人從未真正把英治時期視為殖民，或許是因為那時雖無民主，卻尚有喘息；雖無主權，卻還可以爭議、出版、示威與諷刺。反倒是今日，在主權歸來的光鮮語言中，我們看到的卻是更嚴密的管控、更單一的語言、更荒蕪的公共生活。這樣的諷刺不是歷史的惡作劇，而是政治現實的冰冷迴音。
當國家不再僅僅統治你的生活，而要接管你的記憶、重塑你的語言、預設你的情感，這不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存在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有沒有權利在公共空間說出「我們」這個字？在今日的香港，這些問題不再是哲學上的探問，而是生存的風險。我們已習慣壓抑，不敢問「這還是我們的香港嗎？」因為答案往往令人無力。但更令人心碎的，是當下一代人開始習慣不問這個問題。當批判成為危險，懷疑變成背叛，歷史被書寫為頌歌，城市記憶便被斷裂為碎片，飄浮在港口、隧道與填海的土地上，像無法落地的夢。
我們中許多人並非「忠誠反對派」，也不願自詡為「被包容的邊緣人」。我們只是希望香港能不必選邊站，便能活得完整。我們只是相信：一座城市不應靠沉默來證明自己的安全，也不應靠遺忘來換取苟延殘喘的穩定。或許有一天，香港民族會真正站起來。但在那之前，我們只能在歷史的幽光中記下這一切——記下這個主權回歸卻思想被征服的年代，記下這座以「愛國」之名日益空洞的城，記下我們還未放棄說出真話的時刻。
直到那一天，我們的城市能夠再次以自己的聲音命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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