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未完成的命題：最後的馬克思革命者

我們的存在，不是因為曾經勝利，而是因為尚未被徹底消滅。

在這個自以為歷史已終結的時代，所有關於革命、階級與群眾鬥爭的語言，都被丟進了資本主義的垃圾場，被貼上過時、失敗和危險的標籤。社會學家開始談流動性，政客談治理，媒體則將所有結構性的壓迫轉化為個體責任。但我們仍在這裡，沒有退場，也沒有放棄說話的權利。

我們是目前世界上少數仍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行動者，同時也是仍堅持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群體之一。我們不隱藏我們的立場，也不願放下我們的信念。因為我們知道，真正的毀滅不是被監禁或驅逐，而是被迫沉默。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曾經是革命的語言。它曾是十九與二十世紀工人階級起義的口號，是巴枯寧、羅莎、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戰場工具。今天，它們被歷史書簡化為一段激進年代的插曲，或者更糟，被現有政權用來塗抹其合法性的表層顏料。這些政權，特別是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者，早已將馬克思主義從一種解放的理論扭曲成壓制的手段。

我們選擇不沉默。我們選擇在城市的邊緣、在運動的縫隙之中、在工會與街頭之間，繼續說出那被遺忘的歷史與信念。我們說，革命還沒有完成。

革命從來就不是少數人的陰謀。它是一種歷史條件的總和，是階級矛盾在社會內部長期積壓之下的結果。當制度性的壓迫被包裝成社會秩序，當服從被視為常理，當人們再也無法呼吸，革命就不再是口號，而是一種集體求生的本能。

我們並不浪漫地迷信暴力，也不把革命神聖化為救世主。我們說革命，是因為我們不能接受現存秩序所宣稱的和平與繁榮，這種和平是對統治者的順從，這種繁榮是為財團所設計的獎賞制度。我們仍然相信，人的自由不應建立在他是否能夠支付租金之上，也不應建立在他是否聽命於權威之下。

這種信仰不是幻想，也不是宗教。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無神。我們不膜拜領袖，也不崇尚歷史英雄。我們所依據的，是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是對歷史經驗的記憶，是對現實矛盾的清醒觀察。

我們之所以稱自己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為了與別人區隔，而是因為我們不能接受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權繼續挾持這個名稱。我們不與任何形式的獨裁妥協，也不相信任何一個政黨可以代表整個無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對社會矛盾的揭示與對壓迫制度的否定。如果它變成了統治者的藉口，那麼我們的責任就是把它從他們手中奪回。歷史不屬於政黨，不屬於國家，更不屬於宣傳機器。歷史屬於那些在沉默中受苦的人，也屬於那些在絕望中仍選擇說出真相的人。

我們的自白不是為了自我證明。我們的自白，是寫給未來的備忘錄。我們不代表一個完成的過去，而是一個尚未實現的可能。只要壓迫仍然存在，只要貧窮仍被合理化，只要人被迫以屈服來換取生存，革命這個詞語就不會過時。

 

我們所理解的革命

革命這個詞，曾經被寫在旗幟上，刻在牆上，唱在群眾的口中，也被印在鎮壓者的通緝令上。今天，它已變成一個危險的符號，被媒體描繪成混亂與毀滅的代名詞，被政府視為對穩定的威脅，被自由派認為是過去那個「不成熟時代」的遺留物。但對我們來說，革命不是幻象，也不是浪漫的姿態，而是社會物質矛盾發展到臨界點的歷史必然。

我們所理解的革命，從來不是幾個人在街頭掀起暴動，不是少數理論家策劃政變，也不是政客在議會裡的修辭遊戲。真正的革命，來自下層群眾對現實的拒絕，是千百萬人在生活中被逼到牆角後集體做出的抉擇。這種抉擇不是因為他們讀了馬克思的書，而是因為他們每天面對的工時、房租、物價、警棍，已經讓生活變得無法忍受。

革命不是進步的替代詞，它不是穩定秩序的反面，也不是從舊社會走向烏托邦的瞬間跳躍。它是一場鬥爭，是權力的移轉，是生產方式與權力機構的重組，更是無產階級對自身命運重新掌握的過程。它並不純潔，也不完美，但它是現存秩序裂解的起點，是一種新的歷史時間的開始。

我們拒絕那種由上而下的改革語言。歷史證明，統治階級永遠不會主動放棄特權，即使在他們嘴裡說著「改善」、「共融」、「分配正義」這些好聽的詞語。在沒有真正壓力的情況下，所有讓步都只是對現狀的修補，是拖延真實變革的煙幕。唯有革命性的力量，才有可能觸碰到制度的核心。

有人會問，既然革命是群眾的行動，那為什麼我們這些革命顯得如此孤立？我們的報紙、組織、呼籲，為什麼不被大眾採納？這是歷史與現實的殘酷部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無處不在，它滲透進教育、媒體、法律、文化，將服從說成理性，將剝削說成市場，將壓迫說成秩序。而我們的語言，在這一切巨大的機器面前，自然顯得微弱。

但歷史從不由表面構成。只要社會矛盾依然積壓，只要階級對立依然存在，只要壓迫仍然是制度性的必然，那麼革命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我們不是宣傳希望，而是揭示危機。這個社會不會自動崩潰，但它必將因矛盾的累積而無法自持。到那時，平日裡被視為冷漠順從的群眾，將會成為歷史的主體，將會讓那些自以為穩如泰山的制度土崩瓦解。

我們不預言那一刻的時間，但我們準備那一刻的到來。真正的革命，是無數失語者的覺醒，是平凡人打破日常規律的突然轉向，是群眾在壓力與理性之下的集體行動。這不是夢想，而是歷史的結構與邏輯所推導出的現實路徑。

我們所理解的革命，並不是血與火的狂歡，也不是黨與國的輪替，而是把社會的主導權，從壟斷權力與財富的少數人手中，重新交還給廣大勞動者。這條路困難、漫長，但從來沒有其他捷徑。任何逃避這個現實的策略，最終都會淪為保守秩序的幫兇。

革命，不是我們的選項，而是歷史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而我們，選擇回答。

 

我們為何自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這個世界上，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從不稀少。他們擁有國有企業、計劃經濟、集體農場與軍禮式的紀念日，他們談論平等與團結，甚至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名字印在貨幣與牆上。他們擁有宏大的語言與規模龐大的官僚體制，但這些體制早已失去了革命原初的動力。它們不是社會主義的實現，而是革命的墜落。

我們並不否認，國有財產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代表了從私有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進步。當生產資料不再為少數資本家壟斷，當社會開始嘗試用集體方式分配資源，這無疑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超越。但問題在於，當這種國有制度成為官僚階層的統治工具，當國家壟斷了生產也壟斷了權力，那麼它就不再是社會主義，而是新的壓迫形式。

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國家主義。它所追求的不是建立一個由上而下的全能國家，也不是創造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政黨。馬克思所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對自身命運的掌握，是社會多數人透過民主形式，集體決定生產與生活的方式。國家，對馬克思來說，只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其最終目標是要被「消亡」而不是被神化。

然而，許多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卻將馬克思的理論反過來實行。他們以「人民民主專政」之名，建立一黨獨裁；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封閉選舉與公共辯論；以「反資本主義」之名，禁止工會與罷工。他們將社會主義變成政權的語言，將階級解放變成國家管制的代名詞。他們所實行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

我們拒絕這種冒名頂替的政治。我們之所以自稱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因為我們要重新區分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解放與控制，民主與專政之間的界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建立在社會民主制度與多黨制政治的基礎之上。無產階級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包含了各種政治傾向與意識形態，這些分歧必須透過開放的政治空間加以表達，而不是透過「一黨代表全體」的僞語言加以消滅。我們相信，在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政黨必須能自由競爭，官員必須接受公民選舉與罷免，工會必須獨立於國家與政黨之外運作，新聞與學術必須免於審查與操控。這不只是程序上的正當性問題，更是階級民主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

因此，我們並不反對生產資料國有化，也不反對社會對財富的再分配，我們反對的，是將國家神聖化，將官僚階層合理化，將革命的手段變成維穩的結構。我們主張建立的是一個建立在群眾參與、公開政治、社會監督與制度制衡上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以某個黨的聲音代表整體人民的統治機器。我們不是空想家，也不是歷史的旁觀者。我們來自工人階級的現場，來自公共財產被掠奪、選舉制度被閹割、勞動者被噤聲的世界。我們說馬克思主義，說的不是墓園裡的名字，而是尚未完成的鬥爭。我們說革命，不是因為迷戀破壞，而是因為我們相信歷史仍有未來。

我們自稱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我們知道，不只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充滿剝削，許多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政權同樣必須被揭穿與推翻。真正的社會主義，是解放的社會，是群眾自己治理自己的社會，是民主與自由不是點綴，而是核心原則的社會。

 

托洛茨基主義與現代社會主義的分野

在歷史的長河中，「社會主義」這個詞已被無數次濫用、混淆甚至武器化。它既被一黨專政的政權拿來合法化統治，也被自由派改造成福利主義的代名詞，成為資本主義的潤滑劑。若不加以分辨，社會主義便會變成一個沒有核心意義的空殼，任何人都可以聲稱擁有它，卻無需承擔對其內容的責任。正因如此，我們提出：唯有托洛茨基主義，才真正保留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與世界性視野。托洛茨基主義的出現，是對俄國革命墮落的直接回應。當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在列寧病重之際，逐步被一個不受民主監督的官僚集團奪去控制權，托洛茨基正是最早指出這場倒退的革命者。他不是反對社會主義，而是反對被少數人劫持的社會主義。他指出，若無產階級失去實際的政治主導權，即使保有國有財產制，也終將走向國家資本主義與特權體制。

與史達林主義最根本的分歧，便在於對國家與民主的理解。史達林主義將國家視為工人階級的化身，主張國家權力的集中與黨的永久領導地位。而托洛茨基主義則認為，國家只是過渡的工具，一旦革命完成並穩定，這個國家機器應逐步被群眾自治、工人議會、民主制度所取代。國家不是解放的終點，而是壓迫的延續形式之一。我們反對一黨專政，反對黨國合一的體制，也反對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否定新聞自由、工會獨立與多元參政。這種制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延續，而是其背叛。托洛茨基指出，無產階級的專政不應由單一政黨承擔，工人階級內部存在多樣觀點，這些觀點必須能在制度內合法運作，否則只會將專政變成新的階級統治。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主義也拒絕社會民主主義的妥協性。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第二國際的許多政黨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尋求改良，最終與統治階級共治。他們用議會政治取代群眾動員，用有限福利掩蓋階級矛盾，用選票取代街頭。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框架，只希望它變得「人道一些」，而放棄了根本改變生產關係的歷史任務。

托洛茨基主義無法接受這樣的撤退。我們承認階級妥協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可能短暫改善勞動者處境，但若將這視為長遠路線，那不過是讓資本主義有了更高明的統治技巧。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從未解決，它依然依靠剩餘價值的掠奪，依然依靠國際市場的擴張與戰爭來化解危機。唯有透過跨國連帶與階級鬥爭，才能真正推動社會的轉型。

我們也與當代西方左翼中某些以「身份政治」為中心的激進派保持距離。雖然我們支持各種壓迫形態的抵抗，包括性別、族群、文化的解放，但我們堅持唯物史觀的核心：壓迫的結構基礎在於生產方式與階級關係。當代某些進步政治傾向於將一切問題還原為語言、認同與文化差異，而忽略資本主義的主體結構，這種策略雖然鋒利，卻無力改變主導社會運作的根本條件。

托洛茨基主義的特徵，是它的世界革命視野。我們從不相信單一國家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體系，社會主義也必須是國際的。我們支持各地工人階級之間的聯合與行動，反對民族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的分化策略。我們不把一國的利益放在階級團結之上，不接受「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折衷交易。

因此，在當代的各種社會主義理論中，托洛茨基主義不是遺產，而是現存最完整的革命路線圖。它拒絕專制與妥協，捍衛民主與群眾，持續揭示資本主義危機，並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我們並不神化歷史，也不迷信任何理論家的絕對正確，但我們清楚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所捍衛的原則，是當代社會主義中最不妥協的實踐基礎。我們的路線，不是回到過去，而是清算過去對革命的背叛。當所有人都在撤退的時候，我們選擇原地不動。當歷史被塗改成勝利者的敘事，我們選擇保留真相。托洛茨基主義不是偶像，而是工具，是在困境中仍能指出方向的指北針。我們帶著這把指北針，不是為了守住理論的純度，而是為了尋找出路，讓未完成的革命重新啟程。

 

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界線

在每一次歷史轉折的時刻，革命這個詞總是被頻繁提起。它被壓迫者寄託希望，也被統治者視為威脅。但「革命」並非單一形式，它有不同的歷史階段與社會內容。若不加以區分，「革命」將成為模糊而無力的口號，既無法揭示當前矛盾，也無法指導實踐行動。

我們必須指出，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有本質上的區別。

社會革命是對生產關係的徹底顛覆，是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結構與階級制度。法國大革命推翻封建貴族，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俄國十月革命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將政權交由工人與農民代表組成的蘇維埃。這些都是典型的社會革命，它們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改變社會結構。

但在某些歷史情境中，生產資料已非私人壟斷，社會經濟基礎具有明顯的社會化傾向，問題卻出在政治層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主張的，便不是一場重新分配所有權的革命，而是一場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的對象，是那些竊據社會主義名義的官僚階層。他們並不擁有生產資料，卻壟斷了國家機器與決策權。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壓制思想自由，將國有財產轉化為特權的基礎。他們用一黨之名統治整個社會，用安定之名取代民主，用「人民專政」取代人民主權。我們並不主張在這些國家內進行社會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形式已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潛力；我們主張的是打破官僚壟斷與特權體制，重建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導權。這種革命不在於推翻國有財產制，而在於恢復它的民主基礎；不在於解體集體經濟，而在於讓工人階級真正掌握生產決策權；不在於廢除制度，而在於徹底改變其運作方式，使政治權力回到群眾手中。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群眾自下而上的參與與重建。它的實現，依靠群眾罷工、街頭行動、獨立工會組織與民主議會的建立。它不是改良主義的漸進改革，也不是軍事政變式的奪權，而是一次由下而上的全面重組，目標是消除官僚階層，恢復群眾對國家機器的控制，並開放所有政治參與的管道。在中國、北韓、古巴、越南這些被宣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裡，這場政治革命至今尚未發生。國有制度依然存在，但工人階級被排除在權力之外。政治權力高度集中，資訊受到控制，反對聲音遭到鎮壓，選舉成為形式，法律成為工具。這些政權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實質上卻是官僚階級統治之現代化形態。

我們並不幻想這些政權會自我改良，亦不天真地相信內部鬥爭會自動帶來民主轉型。唯有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獨立於統治黨之外的政治形式參與社會治理，才能打破這種特權結構。這正是政治革命的意義所在。

當今世界，許多左翼仍將目光寄託於形式上的「反美」、「反帝」政權，只因它們不屬於西方體系，便將其視為潛在盟友。這是一種錯誤的投射。真正的社會主義立場，無法與壓迫人民的本國政權妥協。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國內壓迫，應是同一場鬥爭的兩個面向，而非相互矛盾的取捨。我們拒絕為任何形式的專政背書，無論它以何種旗幟或歷史包裝出現。政治革命不是對國家主義的修正，而是對歷史使命的重新啟動。它所捍衛的，不是某個模式的正當性，而是人民真正成為主體的可能。

真正的社會主義，不在於誰掌控了工廠，而在於工人是否能參與決策；不在於國有還是私有，而在於是否存在民主與責任制度。社會革命是將資本主義的地基掘除，政治革命則是清理壟斷群眾名義的僞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兩者並非對立，而是順序與條件。

當革命被竊取，政治革命是唯一的回應。

 

香港在雙重壓迫下：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結構暴力

我們生長在一個特殊的空間，一座由殖民制度塑形、由資本命脈驅動、而今又墜入極權治理之手的城市。這裡叫作香港，它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如今則被納入中國的國家機器之中。看似主權易手，但對於大多數勞動者而言，真正的統治邏輯從未改變：權力來自上層，經濟服從資本，民主被壓制於體制之外。

殖民地的本質從來不是旗幟的顏色，而是主權的所有權與民主的缺席。英治時代的香港是一個典型的殖民港口，為帝國資本輸出產品、進口剩餘價值，市民從未擁有選擇統治者的權利，政府不是民選，而是由遠方的白人政府委任。治理邏輯清晰：港督統領行政，財團塑造政策，工人與貧民只能服從命令。這種體制下，民主被描述為混亂，選舉被視為奢侈，言論自由只是商業媒體競爭的副產品。英治政府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鎮壓，但也從未真正允許公民參與公共權力的運作。這是一種溫和的殖民主義，將秩序與效率包裝成善政，卻從根本上拒絕主權在民的可能。

九七年之後，這個殖民主義空間理應終結。但事實是，政權的標誌變了，治理的邏輯卻未變。中國政府承接的不只是領土，更是一整套英國留下的殖民治理機器：就是以權貴為基礎的政治文化、以官商共治為特徵的經濟結構、以法治之名壓制群眾參政的制度設計。中共並未為香港帶來社會主義。它沒有給予工人階級更多權利，沒有打破財團壟斷，沒有建立民主選舉制度。相反，它以「一國兩制」為幌子鞏固經濟依附，以「愛國者治港」之名徹底封殺政治多元。它繼承的是英國的高壓機器，並加上自身的威權操作，使整座城市陷入了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雙重壓迫。

這種壓迫不僅來自經濟上的財富不均，更來自政治上的無權與語言上的侷限。香港市民無權選擇領導者，無權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連最基本的示威權、言論權與新聞自由也在近年迅速被削去。所謂「國安法」的實施，不是為了保護社會安全，而是為了掐斷群眾任何自發組織與集體反抗的可能。在這樣的結構暴力下，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不再是歷史階段的先後關係，而是同時運作的雙重機器。資本支配著城市空間與勞動條件，殖民治理則支配著市民的政治命運。這兩者在香港相互交織，使得工人階級既難以爭取經濟權益，也無法獲得制度內改變命運的機會。

我們拒絕將這種情況稱作「穩定」。這不是和平的社會，而是沉默的社會，是一種被迫服從的表面秩序。當資本用房價、工時與通脹壓迫勞動者的身體，政權則用法律、審查與監控壓迫他們的思想。在這樣的雙重壓迫下，革命不只是必要，更是不可避免的選擇。我們主張，香港的未來不應只是去殖民，也必須去資本化；不只是去帝國，也必須去統治化。真正的去殖，是讓人民成為政治主體；真正的解放，是讓工人不再為資本而活。這條路上，既要打破來自外部的控制，也要推翻本地財團與統治菁英的壟斷。

歷史從未給予香港真正的主權，而群眾也從未真正拿回自己的城市。這正是我們存在的原因。在雙重壓迫之下，唯有從根本重構社會關係，才能真正解放這片土地上的勞動者。

 

革命與孤立：在邊緣中的堅持

我們常被稱為「邊緣人」。我們的報紙無法上架書店，我們的講座無法進入學校，我們的行動總是在監控與驅趕的陰影下進行。我們的思想不被主流左翼吸納，也不被自由派理解，更不被統治者容忍。有人說，我們的理論正確，但無人聽聞；我們的信念高尚，但不合時宜。

這種孤立並非始於今天。從托洛茨基在蘇聯被逐出政治局開始，從中國的托派在五○年代被監禁與處決開始，從我們在街頭發行的第一份刊物被警方沒收開始，歷史早已注定了我們的命運將與主流斷裂。這不是因為我們背離群眾，而是因為我們拒絕迎合統治者與體制的語言。我們曾在極小的空間中呼喊，在冷漠與敵意中解釋，面對來自左與右、紅與黑的質疑與攻擊。我們不擁有資源，不擁有選票，不擁有槍桿。但我們擁有記憶，也擁有對歷史的清醒認識。我們知道，真正的革命從不誕生於主流，而總是在邊緣發酵。

當多數人投身改良主義，將希望寄託於議會與選舉制度，我們堅持指出這些制度如何被資本與統治階級所宰制；當群眾為短暫的經濟繁榮所安撫，我們提醒他們，那些繁榮是建立在勞動榨取與剝削基礎上；當政權以民族主義與穩定之名要求服從，我們揭露其中隱藏的階級壓迫與思想統一。

我們從未期望短期內獲得支持，也從未幻想在媒體戰場中取勝。我們的工作，是在歷史的長夜中保存一束火種，一種對社會主義仍未背叛的記憶，一種對馬克思主義原則仍不妥協的堅持。我們不是現實政治的勝利者，但我們是未來可能的見證人，因為孤立不代表錯誤。歷史上，真正的左翼往往在一開始就是少數。羅莎·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都曾在自己的時代被主流排斥，被同儕誤解，被政敵打壓。但他們留下的，不是教條，而是方法；不是模型，而是方向。而我們的任務，是在今天的條件下，延續這種方法與方向。

在這個時代，托派不是受歡迎的政治身份。它太不實用，太難推廣，太容易遭誤解。但我們從不以實用作為信念的標準。我們不為迎合時代而改變語言，也不為討好大眾而稀釋立場。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時代所能接受的，是一種溫順的改革敘事，是一種可控的反抗語言。而我們要說的，是那種不能被收編、不能被預測的革命命題。我們的孤立，正是因為我們不屬於這個體制的任何一個派系。我們不投靠權力，也不附和流行；我們拒絕國家主義，也拒絕自由市場；我們同時反對帝國主義與官僚專政，反對財團壟斷與黨國集權。

這種孤立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承擔。因為我們知道，在真正的危機來臨時，在矛盾無法再被制度吸納時，這些被遺忘的觀點與工具，將再次被需要。當資本主義無法自我修補，當群眾開始尋求替代的想像，當政權不再能以暴力維持正當性，我們所說的那些話、寫的那些文字、參與的那些行動，將不再被看作過時的理想主義，而是成為歷史可供選擇的另一條路。

在那之前，我們仍會繼續工作，在街頭，在小型刊物，在地下討論會，在工會與校園之中，說出這個世界不願聽的真相。孤立，從來不是我們的終點，而只是我們位置的註腳。我們堅持，並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明天就會勝利，而是因為我們相信，總有人會繼續。

 

我們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我們從未把自己視為歷史的終點。雖然我們或許是最後一批仍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行動者，仍在高樓林立與警棍閃爍的城市邊緣發行小報、舉行講座、組織工人，但我們深知，我們不是遺產的守門人，不是失敗理論的信徒，我們所堅持的，是尚未完成的開始。歷史不是直線的。革命不會以預定劇本展開，更不會在一個國家的某場勝利中宣告終局。相反，歷史總是斷裂、反覆、遲疑、被誤用與被背叛。當年十月革命的榮光如何墮落為史達林的恐懼政權，當年中國工人階級的解放如何淪為官僚與權貴的轉型契機，我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不能被任何政權篡奪，也不能被歷史勝利者的語言所歪曲。

我們見證了革命如何被中斷，也見證了反抗如何被收編。我們活過由殖民管治過渡到黨國體制的年代，看過人民被要求愛國、被教育服從、被默許沉默。我們也參與了無數次未竟的群眾運動，看過工人罷工被誤解，學生運動被收割，民主訴求被轉化為精英的談判籌碼。

但我們從不絕望。

我們說出這些話，寫下這些文字，不是為了歷史的悼詞，而是為了未來的召喚。我們堅信，當人類社會仍存在階級壓迫、貧富懸殊、民主虛置與國家暴力的時候，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最具批判性與解放潛能的理論武器。它不是教條，不是經典，而是實踐的方法論，是理解現實、改變現實的路徑。

我們不把自己看作答案的持有者，而是問題的提出者。正如托洛茨基在流亡中依然寫作，是因為他知道，世界革命的條件仍然存在；正如那些被關押、流放、滅聲的同志們所留下的筆記與呼喊，是因為他們相信，總有人會再次打開歷史的通道。我們的身影或許渺小，我們的聲音或許微弱，但我們的存在是一種歷史的頑固，是一種思想的記憶，是一種意志的延續。革命不會因為我們的失敗而終止，也不會因為我們的沉默而退場。只要有人拒絕服從，只要有人不肯遺忘，只要有人願意想像另一種社會形式，那麼我們的立場就仍有意義。我們所說的，不是某個政黨的未來，也不是某個制度的改良，而是一種社會的根本改變：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治理的社會，一個沒有階級剝削與國家恐嚇的社會，一個真正屬於人民而非財團、軍隊或政黨中樞的社會。

我們不是終點。我們只是橋樑，是通往下一輪鬥爭的記號，是在荒蕪中的方向指引。當新的運動再次浮現，當工人再次罷工，當學生再次聚集，當民眾再次佔據廣場，我們相信，那些我們曾說過的話，那些曾被視為過時、極端、理想化的主張，將重新被理解，重新被組織，重新被實踐。

我們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這不是宣言的終章，而是歷史未完的註腳。未來將由別人書寫，但我們留下了筆、墨與記憶。

只要你願意接過，我們就從未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