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誌

  在香港這座鋼筋森林與玻璃幕牆構築的城市幻影中，有一種幽微的悸動正悄然復甦。那並非創新建築的光芒閃耀，而是來自六十年前山坡、後巷、唐樓天台上，一座座搖搖欲墜的鐵皮與木板棚屋的殘影。在港英時代曾被視為「城市之恥」的臨屋區、徒置區、寮屋群，已在九十年代前逐步清拆殆盡，曾一度被寫入歷史的註腳中，象徵着香港從戰後難民城市邁向現代都市的蛻變。而如今，當政府以「簡約公屋」的名義高調推出模組建築、過渡性住房，宣稱為基層市民提供希望之居時，我們不得不嚴肅地問一句：這真的是進步嗎？還是歷史正在反向行走，正義被封存，過去的創痛被當作可重複利用的治理手段？ 在都市計畫的語言中，城市發展的正義依循幾個基本原則，空間的連續性、社區的融合性、土地的可持續性，以及最根本的居住權保障。而在這些原則之上構築起的，是對城市未來的有機想像與結構性藍圖。然而，當我們檢視近年簡約公屋的選址與功能定位，所看見的卻是與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背道而馳的政治現實操作。這並非空間創新，而是空間敗退，不是規劃突破，而是治權妥協。 回望歷史，臨屋的誕生本是應急之舉。 1945 年戰後香港剛從廢墟中重建，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湧入，將人口從戰前的六十多萬瞬間推至兩百萬。土地供應嚴重滯後，政府缺乏長遠規劃與行政能力，民間便自發於山坡、空地搭建寮屋，木板、鐵皮、竹架所構的聚落如野火般蔓延至九龍、港島及新界各處。這些空間雖不合規劃、不符法規，卻構成一種底層城市的空間韌性，一種對制度空白的原生回應，也是一種都市邊緣社群對生存權的自我主張。 英國人移交香港前 已經將所有 臨時公有房屋清拆 1953 年石硤尾大火成為歷史的轉捩點，徹底摧毀港英政府對非介入型城市管理的幻想。政府於是設立徙置事務處、興建徒置大廈與臨屋區，這些空間最初被定義為過渡性棲所，用途單一、標準化、功能極簡。然而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隨着麥理浩時代的十年房屋計劃與新市鎮政策推進，臨時建築逐步被納入長遠規劃架構中加以替代。荃灣、沙田、屯門的發展，不只是人口遷移的結果，更是一種都市主義規劃理念的實踐，將住房視為城市發展的基礎，不是最低限度的安置手段，而是公共空間、社會整合與城市功能調和的起點。 而今天，這一理念卻徹底崩解。簡約公屋的出現，乃是城市規劃邏輯讓位於短期政治壓力下的工程手段的結果。政府不再談土地用途重整、不再更新都市總體規劃、不再改革土地儲備制度，而是直接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