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代的喪鐘與新時代的血路 從本土派視角看香港民主黨之覆滅
歷史的長河往往充滿了殘酷的諷刺與遲來的清算，當我們今日回望香港民主黨這個曾經佔據香港反對派半壁江山的老牌政黨，看著它如今在政治舞台上徹底邊緣化甚至走向實質性的覆滅，作為本土派的觀察者，我們的心情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愛恨情仇。這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而是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慢性自殺，是一場關於路線、信念與道德勇氣的漫長潰敗。民主黨的覆滅，標誌著「民主回歸」與「和理非」議會路線的徹底破產，也印證了本土派多年來對其「偽民主派」定性的歷史準確性。這篇文章將從歷史的縱深出發，整合階級背叛、世代對立與政治投機的三重視角，剖析民主黨的前世今生，探討為何我們對其覆滅既不感到高興也不感到難過，並論證為何那些比民主黨走得更前的人下場更悲壯，以及為何香港獨立與徹底抗爭成為了唯一的歷史出路。
民主黨之覆滅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其前身「匯點」與「港同盟」的時期就已種下了禍根，要理解民主黨的死因，必須追溯到那個充滿幻想與妥協的年代。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前途問題，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的民主派人士提出了「民主回歸」的口號，他們天真地相信只要香港人支持中國收回主權，就能換取中共賜予的民主與自治。這種基於對極權本質誤判的政治幼稚病，成為了民主黨日後所有錯誤決策的基因原罪。一九九四年發生的「六十席全直選」爭議，便是這種妥協路線的第一次具體展現。當時劉慧卿議員提出了私人草案，要求九五年立法局選舉六十個議席全部由普選產生，這本是體現民主原則、衝擊殖民體制與中共接收計畫的絕佳機會。然而當時作為民主黨前身的匯點成員李華明等人，卻以所謂的「平穩過渡」和「政治現實」為藉口，在關鍵時刻選擇棄權，最終該草案僅以一票之差被否決。這一票之差不僅斷送了香港在九七前實現全面普選的可能性，更暴露了後來民主黨在面對強權時那種骨子裡的軟弱。他們寧願犧牲原則去迎合所謂的現實，寧願為了保留在體制內的一席之地而自我閹割。正如當年《龍門陣》節目中一位觀眾所言，真正的民主鬥士完全不應該看政治現實，參選的目的應該是揭破當權者的假面具，衝破專制獨裁的極權體制。然而民主黨從一開始就背離了這個標準，他們選擇了做官，選擇了在鳥籠裡爭取那一點點剩菜殘羹，這注定了他們日後被時代拋棄的命運。
如果說九四年的棄權是民主黨路線錯誤的開端，那麼二零一零年的「密室談判」則是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最可恥的背叛，也是本土派與其徹底決裂的轉捩點。那一年，當五區公投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社民連與公民黨試圖透過辭職補選來變相公投，動員群眾力量向中共施壓爭取真普選時，民主黨卻選擇了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他們不僅拒絕參與五區公投，甚至動用黨紀禁止黨員支持，更在背地裡與中聯辦官員把酒言歡。那一張張民主黨核心成員如何俊仁、劉慧卿、張文光等人走進中聯辦，與中共官員李剛握手言歡的照片，成為了香港民主史上最令作嘔的畫面之一 。在本土派眼中，這是一次赤裸裸的賣港行為，是為了維護自身在議會內的既得利益而將香港民主運動引入歧途。他們以為自己在與虎謀皮，實則早已成為老虎的盤中餐。事實證明，與虎謀皮的結果只能是被老虎吞噬。十多年過去了，民主黨當年換來的所謂改良方案，如今在中共的選舉制度改造下已蕩然無存，他們曾經引以為傲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也成為了歷史的塵埃。這一殘酷的現實無情地揭示了，民主黨當年的妥協不僅沒有換來真正的民主進程，反而瓦解了反對派的團結，消耗了香港人的民氣，更讓中共徹底看穿了泛民政客貪戀權位的底牌，從而更加肆無忌憚地收緊對港政策，將香港推向了深淵。
2010
年 5 月 24 日，民主黨時任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跟中聯辦主任李剛、
法律部部長馮巍、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會面。（中聯辦圖片）
看著民主黨一步步走向覆滅，我們不會感到高興，因為這畢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標誌著香港曾經擁有的那一點點自由空間已經被極權徹底吞噬。民主黨的存在，雖然無能且虛偽，但在客觀上曾是香港政治光譜中的一個緩衝區。它的消失，意味著中共已經撕下了所有的偽裝，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反對派」來裝點門面，香港已經進入了赤裸裸的威權統治時代。這對於任何一個熱愛香港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沈重的現實。然而，我們也絕對不會感到難過，因為這是一場遲來的歷史清算，是民主黨多年來種瓜得瓜的必然結果。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當年是如何打壓本土派，如何指責抗爭者激進，如何與建制派聯手修改議事規則剪布。他們曾經以為只要守住議會這條底線，只要保持溫和理性的形象，就能在紅線之下苟延殘喘。但現實狠狠地打了他們一巴掌，中共的極權本質決定了它容不下任何異見，無論你是激進還是溫和，只要你不完全跪下做奴才，最終的結局都是被清洗。民主黨的覆滅，打破了無數「和理非」市民的幻想，讓大家看清了在現行體制內尋求改良是死路一條。從這個角度看，民主黨的消亡具有一種反面教材的積極意義，它用自己的屍體證明了本土派多年來論述的正確性。
更令我們感到悲憤的是，那些比民主黨走得更前、走得更遠的人，他們的下場比民主黨更加悲壯，卻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關注與尊重。民主黨的政客們，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享受了議員的高薪厚祿，享受了鎂光燈下的光環，有些人甚至接受了特區政府頒發的紫荊星章，接受了專權政府的榮譽
。他們的「犧牲」，充其量只是失去了議席，失去了政治舞台，回歸到普通人的生活。然而，那些看穿了民主黨路線的虛偽，選擇了勇武抗爭、選擇了直面極權的本土派年輕人，他們付出的是什麼代價。他們付出的是數以年計的牢獄之災，是流亡海外的有家歸不得，甚至是生命的代價。二零一六年的魚蛋革命，二零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無數無名抗爭者為了捍衛香港的尊嚴，為了爭取真正的獨立與自由，不惜以血肉之軀對抗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機器。他們沒有民主黨的大台支撐，沒有豐富的資源，甚至還要面對民主黨當年的割席與指責。但正是這些年輕人，用行動詮釋了什麼叫做「不得不為」，什麼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相比之下，民主黨那種精於算計的政治投機，顯得是多麼的猥瑣與卑微。民主黨的覆滅是窩囊的，是自我毀滅的；而本土派抗爭者的犧牲是悲壯的，是光榮的。歷史會記住梁天琦那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卻不會記住民主黨在立法會裡那些無關痛癢的發言。
2019年金鐘夏慤道天橋懸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手寫標語
民主黨的歷史任務已經徹底完結，它用三十年的時間證明了一件事：在中國主權之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內，香港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無論是「民主回歸」還是「中間路線」，統統都是死路。中共的極權本質決定了它絕對不會允許香港擁有真正的自治權，更不會允許香港人擁有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權利。任何試圖在體制內進行修補的努力，最終都會淪為極權統治的幫兇。早年的論述已經預言：關鍵不是中共在九七年之後會不會拆毀這個牢獄，而是我們應該有一個信念，就是民主應該不會因此而得的，必須人民起來，堅持民主的信念以強權來抗爭。因此，香港獨立成為了唯一的出路，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經過三十年血淚教訓總結出來的唯一邏輯結論。如果我們承認中共是一個殖民者，如果我們承認現行體制是一個無法改革的牢籠，那麼打破這個牢籠，驅逐殖民者，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自己的獨立國家，就是我們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我們必須拋棄那種依賴「明君」賜予民主的奴性思維，拋棄對「平穩過渡」的幻想。正如九四年的那位觀眾所說，民主不是靠談判談回來的，是靠人民起來爭取回來的，這需要我們具備徹底抗爭的意志，需要我們做好不惜犧牲的準備。這種犧牲，不再是民主黨那種為了議席而作秀式的「絕食」
，而是為了民族存續而進行的殊死搏鬥。民主黨多年來在關鍵時刻的軟弱，諸如在二十三條立法時只敢做「輪流絕食」的家家酒遊戲，而不敢發動總辭，這早已證明了他們無力帶領香港人走出黑暗
。我們或許會面臨比現在更黑暗的時刻，或許會付出更慘重的代價，但這是通往自由的必經之路。民主黨的覆滅告訴我們，妥協沒有出路，投降沒有未來。在廢墟之上，唯有最堅定的意志才能開創新的局面。
未來的香港抗爭，不再需要大台，不再需要那些只想做官的政客。我們需要的是每一個覺醒的香港人，在各自的崗位上進行不合作運動，在思想上徹底去中國化，在行動上為未來的獨立建國積蓄力量。民主黨的時代過去了，那個充滿妥協與幻想的舊時代也隨之埋葬。現在是本土派的時代，是屬於那些願意為香港流血流汗、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的真正勇士的時代。我們不為民主黨的離去而哭泣，我們只為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戰友而默哀，並發誓接過他們手中的火炬，繼續走那條民主黨不敢走、也不願走的艱辛道路。因為我們深知，只有香港獨立，我們才能擁有真正的尊嚴；只有徹底抗爭，我們才能對得起這座城市受過的苦難。這是一條佈滿荊棘的血路，但也是唯一的生路。讓我們跨過民主黨的屍體，向著那唯一的目標，義無反顧地前行。民主黨的喪鐘，不是為它自己而鳴，而是為所有還對「一國兩制」抱有幻想的人而鳴，提醒他們夢醒時分已到，唯有獨立與抗爭，方能見到一炬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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