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大地震陰影下規劃未來： 香港都市規劃與韌性城市的必要轉向

香港長期被視為位處地震風險較低的地區，然而歷史事件如1918年南澳大地震及近期曼谷受地震波及的案例，清楚顯示遠離地震帶並不等於無災之地。城市愈加密集，潛在風險的累積效應亦隨之放大。本文透過對歷史地震事件的回顧，批判當前以高密度開發策略，指出香港都市規劃對地質脆弱性的忽視不僅加劇災難風險，更是對自然環境的持續挑釁，終將自食其果。文章呼籲應以風險韌性與生態共存為核心，重新審視土地政策與城市發展的方向。

在地震學的認知中，「不在地震帶」並不等同「不會有災難」。隨著城市規模擴張與人口高度集中，即便是罕見的自然災害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香港傳統上被認定為地震風險極低地區，然而1918年南澳大地震曾引發全港震感，加上近期的緬甸大地震令曼谷出現強烈搖晃，完全展示出遠距離地震亦能對城市穩定性造成影響。在全球氣候變異與災害頻發的背景下，城市規劃者若仍抱持「低風險即無風險」的幻想，實為不負責任的治理。

 

歷史教訓：1918年南澳大地震與遠震效應

1918年2月13日，廣東南澳島發生規模7.3的強震，震中雖距香港近300公里，然本地多區仍出現建築損毀，包括中區警署、香港會所、聖若瑟書院等多處公共建築牆體裂縫甚至部分倒塌。香港天文台錄得震感達麥加利烈度第七度，為本地有記錄以來最劇烈一次。這場地震在未有任何提前預警系統或建築抗震規範的年代，暴露出即使地震發生於數百公里之外，對城市依然構成實質威脅。超過一世紀後，城市高樓林立，樓宇密度與高度遠高於當年。若類似震波再次抵港，損害恐不止於建築結構，更牽連交通、電力、水利等系統性癱瘓，形成災難級連鎖反應。

圖為地震後的汕頭街頭

當前現實：明日大嶼與山坡高密度開發的制度性盲點

儘管歷史早已發出警訊，今日的香港政府仍選擇忽視地質脆弱性，將發展重心置於生態敏感與潛在高風險地區。最具爭議者即為「明日大嶼」計畫：擬在中部水域填海超過1,700公頃，興建人工島作為未來城市與人口承載核心。此舉不僅面對工程成本高昂與財政風險，亦涉及海洋生態系統之不可逆損害。在全球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頻仍的情況下，大規模填海造地本身即是一種對自然挑戰的魯莽行為，而缺乏地震耐震機制的人工島，更可能在突發災害中成為重災區。

更令人憂慮者，政府在香港各處地勢不穩或山坡地區持續推動高密度住宅計畫。此類開發不但需要削坡挖山、建構複雜的擋土與排水系統，更將大量人口安置於可能發生山泥傾瀉、地基滑移之風險地段。面對地震或極端降雨，此類社區極易因基礎設施薄弱而爆發次生災難，形成人為製造的脆弱點。

 

反思與建議：從對抗自然轉向調適自然

過去城市建設多以征服自然為邏輯核心，透過工程手段拓展疆域、壓縮空間、堆疊密度。然而，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頻率提高使此一模式已面臨極限。繼續以山坡削切與海域填海支撐土地供應，不僅違背永續原則，更可能在災害來臨時造成人命傷亡與資產損失的無法承擔後果。

香港都市規劃應即刻轉向「調適自然」的韌性城市發展模式。包括全面重估高密度區的基礎設施承載能力、停止在地質不穩區域擴建、加快舊區更新以提高建築耐震性能、並考慮將人口與功能分散至區域其他城市，減低單一核心區崩潰的風險。更應擴大都市規劃的時間尺度與風險評估參數，把百年災難納入日常治理結構。

結語

「明日大嶼」與山坡高密度開發政策，皆反映出一種急於以工程解決制度性問題的治理思維。此種模式或許短期內能增加土地供應，但長遠而言，是將社會風險結構推向不可控邊緣。歷史與自然已多次示警，若不從都市規劃根本上轉向韌性、分散與生態尊重，香港終將因自身的傲慢與短視，在下一次災難中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