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對決：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不可調和衝突

2025年4月30日，教宗方濟各的葬禮莊嚴舉行，世界各地的樞機主教、政要、宗教代表齊聚聖彼得大殿悼念。然而，在這一張張紅袍與白帽交錯的畫面中，「中國」的位置是空的。儘管教宗方濟各在任十二年間力圖改善中梵關係，甚至冒著內部神學與道德風險與中共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北京卻選擇不派代表出席。與此同時，台灣代表如常現身會場，引發政治與神學雙重層面的關注。評論者譏諷地稱，這是中方「給方濟各棺木的一記耳光」，也可能為下一位教宗的選舉掀開充滿政治角力的新篇章。

然而，這不只是一次外交冷淡的事件，更是超越政權更迭與領袖風格的結構性對立的延伸。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不是誤解、不是偶發衝突，而是一場無法透過歷史讓步或制度協調來和解的信仰與政權的永恆對抗。

 

信仰與主權的徹底對立

天主教之所以無法與共產主義妥協，根本原因不在於外在教義上的衝突，而是雙方對「權威何所出」的本體論理解完全相悖。對教會而言，宇宙並非偶然出現的物質總和，而是由一位人格化的神創造並持續維繫的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人不只是勞動與生產的機器，更是有靈魂、有自由、被召向真理的存在。而真理的最後仲裁者是上帝，不是國家，也不是歷史。

反觀共產主義，它拒絕承認任何超越歷史與物質的原則。它的哲學前提是唯物論與辯證法：人的存在由經濟關係決定，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宗教是一種階級麻醉，延續封建統治的精神控制工具。因此，宗教不能只是被監管，更應被改造、被利用、被「歷史地超越」。

這就產生了絕對矛盾：對天主教而言，國家是暫時的，是人所設立的，是必須受倫理與神聖審判的權力機構；對共產黨而言，國家是歷史的載體，是歷史真理的化身，是不容挑戰的最終審判者。在這種制度邏輯下，任何主張有「比國家更高的權威」者，都是潛在的顛覆者，無論他是否政治性。

 

歷史記憶：血與火中的對抗

這場對立的歷史並不是抽象的哲學爭論，而是由成千上萬被囚禁、流放、處決的神職人員與信徒血淚書寫的紀錄。從蘇聯開始，無數東正教與天主教堂在十月革命後被封鎖、焚毀，聖像被視為迷信，彌撒被禁止，神父與修女成為反革命分子。在史達林統治下，「反宗教法庭」處決數以萬計的宗教人士，地下教會開始在公寓、森林、墓地之間秘密流動，成為一種政治異議的象徵。

同樣的圖景也複製到東歐。在波蘭，教會雖強韌不屈，但每一次主教講道都被特務記錄，修道院被滲透，平信徒被迫公開棄教。在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國家控制神學院、制定講章內容，形塑「服從政權」的神職人員模型。即使如此，真正的信仰從未消失，而是在地下、在囚牢、在殉道者的書信中不斷重生。

中國的情況同樣極端。1950年代的「宗教改造運動」將神職人員當成「帝國主義代理人」處理，拒絕加入愛國會者被定罪為反革命，遭受長期監禁與酷刑。文化大革命更將宗教當成四舊之首，教堂改為養豬場、體育館、糧倉，十字架被砸毀，聖經被公開焚燒。中國地下教會的存在，不是制度容許的結果，而是信仰自我犧牲的遺民狀態。

 

從暴力到馴化：統治策略的演變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全面清洗已不再是唯一手段。新型專制政權發展出更為細膩的治理技術，不再只依賴直接暴力，而是透過「滲透性控制」來吸收、解構、重新定義宗教。中國提出的「宗教中國化」政策，實為宗教的去宗教化工程。它要求神職人員接受政治思想訓練、教堂懸掛黨旗與習語錄，將信仰儀式視為行政事務，將神學訓練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統一規劃之中。

同時，地下教會的壓力並未緩解，而是變得更加科技化、數位化與無聲化。公安機關使用面部辨識監控彌撒出席者，手機通訊成為追蹤地下活動的關鍵工具。2023年後，多起地下教會遭整體拘留案例被報導，中共仍視此群體為「意識形態敵人」，即便國際關係要求其表面包容。

這種統治邏輯與當年暴力手段不同，其目的不是摧毀教會，而是重寫其存在邏輯：從敬拜上帝轉為服從政權，從神聖超越轉為體制內部功能性角色。當教會變成政府的輔助機構時，信仰本身也就被徹底中空化。

 

方濟各與北京的未竟對話

教宗方濟各是二十世紀後期以來最務實、也是最外交導向的教宗之一。他理解信仰在不同政治體制下所面臨的處境，並希望透過外交與妥協打開傳教空間。然而，他所推動的中梵臨時協議卻遭遇兩面夾擊：北京方面不斷延宕履行承諾，任命地下教會反對的主教；教廷內部與華人天主教社群則批評協議是「犧牲信仰尊嚴」的產物。

方濟各本人多次公開讚美中國文化，強調對中國人民的「尊敬與欽佩」。然而，他始終未能訪問中國，也未能與習近平會面。這種單方面釋出的善意，在中方冷漠應對下，逐漸被視為外交挫敗。當方濟各於2025年辭世之際，北京選擇完全缺席葬禮，實質上象徵著對其政策路線的否定與否認。

這不是外交禮節之失，而是有意為之的政治訊號：中共要的不是教廷的好感，而是話語主導權。方濟各的對中策略在此被「靜默處決」，留下的是一段關於善意能否穿透專制的未竟提問。

 

喪禮缺席與教宗選舉的戰略層面

教宗選舉從來不只是宗教事務，也是世界政治與意識形態佈局的縮影。中方此次缺席葬禮，不僅是對前任教宗政策的否定，也被解讀為對樞機團的警告：如果教廷未來選出對中強硬者，北京將進一步降格或中止外交接觸，並升高對愛國會以外信徒的打壓。

同時，台灣代表團受邀參與葬禮儀式也讓中共難堪。對於極度敏感於國際場合台灣存在的北京政權而言，這是一種制度上「錯誤」仍未被糾正的證據。北京或藉缺席施壓梵蒂岡，在下一任教宗選舉前達成外交讓步條件，例如阻止教廷重申對台邦交、或全面承認愛國會主教架構。

選舉背後的宗教倫理與政治角力，在這次缺席中交會成形：是選擇忠於信仰原則的教宗？還是選擇一位能與全球威權體制共處的實用型領袖？這不僅關乎羅馬的未來，也將決定上億華人信徒的命運走向。

 

結語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對抗，不是一場短暫的外交事件，也不是一段可以歷史消化的陳年恩怨，而是人類文明內部一場關於真理來源、自由邊界與靈魂主權的根本性鬥爭。2025年北京缺席教宗方濟各的喪禮，是這場戰爭中最新的戰術姿態，也是一場文明衝突的可視化瞬間。

當宗教被要求向國家低頭時，信仰會如何回應？當自由的靈魂被訓練成國家工具時，人類還剩下什麼抵抗空間？未來不會更簡單，戰場也不再是教堂與監獄，而是數位資料庫、思想教育、國際投票的每一個小動作。
        而天主教若仍要成為「見證真理」的機構，就必須再次回答那個古老問題：在凱撒面前，誰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