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向上路的血跡，審判臺灣交通治理的失敗體制

案件整理

2025年4月27日上午10時13分，臺中市沙鹿區向上路七段發生一起震驚全台的重大交通事故。一輛聯結車在長約兩公里的下坡路段行駛時，失去控制，以近乎無煞車減速的狀態猛烈撞擊前方等候紅燈的車流。此次事故共波及21輛車輛，包含1輛聯結車、10輛自小客車、11輛機車及1輛腳踏車，導致11人受傷，其中多人重傷，需緊急送醫搶救。

根據事後調閱的現場監視器畫面與初步調查結果顯示，事故肇因並非單純駕駛人疏忽，而是聯結車在下坡過程中煞車系統失效。當時車輛行駛至下坡中段後，速度急遽提升，駕駛雖有嘗試煞車，但未見車輛明顯減速，最終高速撞上前方靜止車流。更令人憂心的是，據當地居民與媒體報導，向上路七段自開通以來便屢次發生類似事故，長坡結構與交通設施設計長年未經根本檢討，早已成為地方公認的高風險路段。

事故發生後，臺中市政府迅速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將檢討現有交通設施，並承諾將評估設置緊急逃逸車道及加強重型車輛煞車檢驗。然而，此類標準式回應，無論措辭如何懇切，在多數專業交通人士眼中，已不足以掩蓋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向上路這場悲劇，不僅是單一路段設計不當的結果，更是整個交通治理邏輯失靈的縮影。

進一步檢視此案，不難發現臺中市對長下坡路段風險管理的態度一貫停留在被動補救與表面應付層次。過去多起事故後，市府雖曾設置減速警告標誌、增設固定式測速照相機、加強交通違規取締，但實質工程設計與駕駛操作模式的根本性改善措施卻始終闕如。這種對於「交通安全」的管理，僅止於數字層面的表面操作，未曾真正從道路物理條件與駕駛行為互動關係出發進行科學規劃與重構。

因此，向上路21車連環車禍不僅是一場因為單一失控車輛而引發的意外。它是一種結構性失敗的可見證據，昭示著臺灣交通管理體制下潛藏已久的深層病灶。只有透過嚴肅正視這場事故背後的整體結構問題，才能避免未來更多類似悲劇的重演。而這正是我們必須從此章節展開進一步分析的起點。

 

向上路21車連環車禍事件深層分析

若將向上路七段連環車禍視為單一技術性失誤或偶發事故，無異於對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事實上，此事件從道路設計、管理邏輯到駕駛行為，皆顯示出台灣交通體系深層次的錯誤理解與治理模式失靈。向上路本身的地形特性具有高度風險：全長約兩公里的長距離下坡，其坡度與連續性使車輛極易在無適當操作下加速失控。而此類長坡路段，根據國際工程標準，必須配合完整的工程設計與駕駛引導系統，包括但不限於緊急逃逸道、坡度分段減速設計、低速檔行駛強制指示，以及車道摩擦係數的強化提升。然臺中市在向上路的設計與管理中，卻僅依賴密集的測速照相設置來作為防範事故的主要手段，這種做法無異於將生死寄託於駕駛人能否持續控制機械設備，而非科學設計出具有韌性的道路體系。

更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聯結車煞車失靈並非單純偶發。大型重型車輛，如聯結車及砂石車，普遍採用鼓式煞車系統（Drum Brake）。此種系統在正常平路或短時間制動時表現尚可，但在長距離、長時間持續煞車的環境下，極易因煞車鼓過熱而導致制動力遲滯甚至完全喪失，這種現象在工程上稱為「熱衰竭」（Brake Fade）。正因為存在這樣的物理極限，國際間對於重車下坡行駛管理皆高度重視，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州在洛磯山脈道路設計中，強制要求大型車輛以低速檔行駛，並廣泛設置緊急逃逸坡道以因應煞車失效。然而，向上路上卻僅用測速器施加壓力，迫使駕駛人長時間踩煞車應對，最終加速了煞車系統的熱崩潰，事故因此成為必然的終局。

這場事故同時也暴露出臺灣在重車駕駛教育與訓練體系上的重大缺失。對於長下坡駕駛的操作，應當是每位重車駕駛基本技能訓練的一部分，包括使用引擎煞車、適當分段減速以及熟悉緊急應變機制。然而，目前臺灣重型車輛駕訓規範並未系統性地針對此類極端情境進行設計與考核，多數駕駛僅依靠經驗或直覺行駛，缺乏科學化操作認知，極大地增加了事故的不可預測性與不可控性。此次向上路事故中，涉事駕駛是否具備完整的坡道駕駛知識尚待調查，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便駕駛知識完備，若道路設計本身未能給予充分支持，個人技術也難以彌補體制性缺陷所帶來的危險。

更值得警惕的是，本次事故後，政府單位的應對仍然延續了「表面補救」的慣性思維。市府迅速宣布檢討交通設施，並考慮增設緊急逃逸道與加強車輛檢驗，卻對過去十餘年來多次事故後同樣承諾卻未有效落實的歷史語焉不詳。這種每逢事故才啟動檢討，每次檢討只強化罰則與監控，卻缺乏結構性改革的行政文化，正是臺灣交通體系深陷停滯的根本原因。向上路21車連環車禍，遠非單一工程失誤或偶發駕駛失控，而是一場從道路設計、駕駛教育到政策管理全方位失能的總體災難。

 

談判偽科學式交通安全管理

向上路七段的21車連環車禍，赤裸地揭示出臺灣交通治理體系中普遍存在的偽科學式管理邏輯。這種偽科學治理，將交通安全問題簡化為表面現象的技術處置，認為只要設置更多測速照相機、降低限速標準，便能抑制事故的發生，卻全然忽略了道路物理條件、駕駛行為模式與車輛性能極限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向上路七段正是這種錯誤思維實驗場的極致體現，一個以「數字管理」取代「工程治理」的活生生失敗案例。

根據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過去五年的統計資料，向上路七段自2019年起陸續設置固定測速照相機，至2022年底前，該路段共加設了3座定點測速與1段區間測速裝置。初衷是為了減速防止重車失控，然而實際結果卻與預期背道而馳。數據顯示，在架設測速照相後的2020年至2024年間，該路段年均事故數量不降反升，由每年約48件攀升至超過60件，事故率增幅近25%。更值得警惕的是，涉事車輛類型中，大型車輛（包括聯結車、貨櫃車、砂石車）涉案比例持續攀升，占比從測速設置前的約22%，上升至測速全面啟用後的超過34%。

這一現象充分證明，測速設施的單純設置，不僅無助於消除事故發生的根本誘因，反而因為迫使駕駛在長下坡路段持續採取高頻煞車的操作模式，加速了重車煞車系統的熱衰竭，從而大幅提升了重型車輛失控的機率。表面看似降低速度，實際上卻誘發了更隱匿、更致命的風險積累，終於在2025年4月的這場大規模連環事故中爆發。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偽科學治理模式並非偶然，而是根植於臺灣交通管理制度的深層結構之中。當決策者將交通安全問題簡化為「控制速率」與「懲罰違規」兩個指標時，原本應當基於道路工程學、運輸行為學、風險管理理論所設計的複雜系統，便被粗暴壓縮成一組僵化且扭曲的行政指標。這種將人類行為簡化為速度控制，將系統問題個人化、道德化的治理邏輯，使得每一次事故的發生都被迅速歸因於駕駛個人失誤，而從不反思背後制度設計的失能與無知。

事實上，若單純以「降低速度」作為唯一手段就能防止交通事故，那麼臺灣本不該在全球都市交通安全指標中長期名列後段班。根據交通部統計，臺灣每10萬人口交通死亡率仍高達12.4人（2023年數據），遠高於日本（約3人）、德國（約4人）及英國（約2.6人）等先進國家。這些國家無一例外，皆採取系統性風險管理與工程改善並重的道路安全策略，而非僅僅堆砌罰則與測速器。向上路七段的血淚教訓，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它是臺灣偽科學交通治理模式的必然產物。

這場事故所揭示的，並非單一設施的技術失誤，而是一整套行政邏輯的崩潰。當交通安全被簡化為用測速器、罰單與標語粉飾太平時，道路作為一種動態公共空間，其內在的結構風險、行為誘導、應急設計等本質性問題，便被徹底遺忘。這種偽科學管理的最終後果，不僅是數字失真，更是生命代價無法計量的連環悲劇。

真正的交通安全，不是從口號與儀式中產生，而是從深入理解道路與人、機械與環境之間脆弱平衡的工程智慧中孕育而生。若不能徹底反思並且終結這種偽科學治理，未來類似向上路的災難，只會在臺灣各地以不同面貌、不同代價，不斷重演，無法停止。

 

帶出臺灣交通外行教內行的問題

向上路21車連環車禍以及其背後偽科學式安全治理的顯現，進一步揭開了臺灣交通領域中最根本、最沉重、也最難以撼動的結構性問題 ── 那就是外行主導內行，政治支配專業的體制性失能。這場悲劇並非單純的技術錯誤或局部管理瑕疵，而是整個決策機制長期被非專業力量滲透、扭曲、乃至支配的結果。一個講求工程科學與系統整合的領域，卻長期由政治素人、選舉機器操盤手與行政宣傳專家所主導，專業知識在此體制之下淪為陪襯，成為為錯誤政策背書的工具，而不再具有真正引導公共利益的主導力。

以中央交通體系為例，最令人震驚且無法容忍的事實是，今日負責規劃、指導全國交通政策的交通部長，竟然出身於政治系，過往歷練皆在地方議會與政黨運作體系之中，從未接受過任何交通工程、運輸管理、城市規劃等領域的正規訓練。對於交通的本質運作、基礎設施設計、運輸系統動態，他一無所知，卻在行政權威加持下，指揮著全國交通政策的走向。如此荒謬的安排，不僅是對交通專業的公然侮辱，更是對每一位使用公共空間市民生命權利的輕蔑踐踏。當一個領域的最高主管連最基本的技術邏輯都無從理解時，專業必然被政治取代，工程與安全自然淪為短期民粹利益的祭品。

即使在地方層級，少數擁有交通工程專業背景的局長，如臺中市交通局長葉昭甫，亦時常受制於市長意志與地方議會選票壓力，難以真正以專業標準推動應有的政策改革。交通治理變成了選舉政治的延伸，交通建設成為了政績秀的一部分，而非為了解決城市流動問題、改善公共安全而存在的公共工程。專業在這樣的體制下，被矮化成了附屬品，僅在需要背書或粉飾太平時才被表面性地召喚出來，一旦面臨真正涉及資源分配與政治利益的關鍵決策時，則被迅速排除於外。

在這種結構中，專業知識被持續邊緣化，政策討論空間被極度簡化成民粹式直覺反應：速度太快就全面降速，事故頻傳就全面加罰，重型車失控就全面增加查驗。真正涉及道路設計邏輯、駕駛行為心理誘因分析、系統性風險控管的根本改革，則長期缺席於公共討論與政策議程之中。這種以懲罰代替教育、以儀式代替科學、以數字漂白制度性失敗的文化，讓臺灣的交通系統停滯不前，甚至在表象安全數據下孕育更深層的潛在危機。

向上路七段，不僅是一條道路的失敗，它是整個交通專業治理失敗的縮影。當一個社會讓交通政策成為政治表演的延伸，而非工程科學與行為分析的具體實踐時，所產生的，不只是基礎建設的浪費，不只是事故頻傳的社會成本，更是公共信任的全面崩潰。人民逐漸相信，交通事故是宿命，安全僅靠運氣，政府只是事後找人開罰，城市無法提供基本行走與移動的保障。這種絕望，正是由外行指揮內行、政治壓制專業所醞釀出來的必然結果。

真正的改革，必須從徹底重建交通政策的專業主導權開始。唯有讓專業知識不再僅是政治口號的點綴，而是決策核心的基礎；唯有讓交通治理回歸工程、回歸行為學、回歸系統設計本身；唯有讓選舉政治從公共工程與交通安全政策中後退一步，臺灣交通體系才能真正擺脫目前這種表面安全、內在失控的危局。否則，向上路的悲劇，不過是無數尚未曝光的悲劇之一，只是等待時間與體制的不作為一一引爆。

 

從向上路悲劇，看見必須被推翻的錯誤治理體制

向上路21車連環車禍，不僅奪去了數十輛車輛的完整，傷害了數十個家庭的安全，更撕破了臺灣交通管理體系長年以來虛假的安全幻象。這場悲劇並非孤立的失控現象，也不是單純偶發的人為過失，而是長期累積的錯誤治理模式，在錯誤時間、錯誤地點，必然引爆的結局。從道路設計的失當、交通設施的不合邏輯設置，到駕駛教育的缺位、工程科學知識的邊緣化，無一不在昭示著：臺灣交通政策已被外行主導、被數字迷信綁架、被政治表演侵蝕至失去基本功能。

偽科學式交通安全管理，靠著堆疊測速器、強化罰則與降速標誌，製造出一層薄弱而脆弱的表象安全，卻未曾真正介入系統性風險來源。每一次事故的發生，都只換來更多儀式性的設施，更密集的執法與更冰冷的統計數字，而不是來自根本結構的檢討與改革。專業知識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步排除、壓抑，最終成為政治需求下可有可無的裝飾。當交通部長可以是對交通工程一無所知的政治系出身者，當城市的道路設計不由專業數據驅動，而是由選票焦慮與短期政績所決定時，交通的失控，便不再是技術性的例外，而是制度性的常態。

向上路只是冰山一角。相似的隱患，在臺灣各地的山路、郊區、都市邊緣潛伏著；相似的錯誤，在各級政府交通政策制定過程中持續複製；相似的悲劇，正在未來某一個清晨、某一個午後，某一個轉角，靜靜等待著重演。每一個不願正視專業、放任外行指揮的決策者，每一次將系統性改革推遲、用表面數字應付過關的官僚行為，都是在為下一場悲劇默許開道。

如果臺灣仍然抱持著可以以短期補救、儀式操作、政治宣傳來取代真正工程治理的幻想，那麼，不論向上路之後如何緊急設置多少新的測速器、多少新的標誌、多少新的罰單，真正的安全也不會因此到來。交通安全的本質，從來不是懲罰駕駛人，更不是美化事故統計，而是用科學理解人與道路、機械與行為之間的脆弱平衡，用制度性設計去修正錯誤誘因，用專業主導取代民粹衝動。

重建交通治理的第一步，必須是徹底推翻外行主導內行的體制，讓交通政策真正回到專業工程、系統科學、行為分析的基礎上運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破這個每隔數月便重演一次的交通災難循環，才能讓公共空間重新成為保障人們生命與自由移動權利的場域，而不再是政治短視與行政失能的墳場。向上路的悲劇，不該只被哀悼。它必須成為一個終結錯誤治理時代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