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爭：從西貢淪陷到國家統一五十週年， 越南戰爭結束的歷史詮釋與敘事政治
戰爭的終點與歷史的起點
1975年4月30日，北越人民軍的T-54坦克衝破南越總統府（今統一宮）的大門，南越總統楊文明（Dương Văn Minh）當日下午透過電台宣佈無條件投降，宣告了越南戰爭（1955–1975）的正式結束。這一天，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官方歷史中被命名為「南方解放日」（Ngày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象徵著民族統一與反帝國主義的勝利；然而，在大量逃離的越南離散社群（diaspora）中，這一天則被刻記為「西貢淪陷」（Fall of Saigon），成為故國喪失與自由崩潰的象徵。
不同敘事詞彙背後，反映出對戰爭正當性、國族重建與歷史記憶的根本分歧。越共政權將「解放南方」形塑為「反殖民鬥爭」的延續，並將統一視為民族命運的自然完成。而對數以百萬計的越南船民與海外越僑而言，這是一場伴隨再教育營、財產沒收、政治清算與自由消逝的悲劇。
歷史事件的終結，並未結束圍繞其意義的權力鬥爭，反而開啟了一場漫長而深刻的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作為冷戰最具象徵意義的代理戰爭之一，越南戰爭的結局不僅重塑了東亞地緣戰略，促成美國亞洲戰略收縮與中國崛起，更在全球南方留下了反殖民敘事與民族主義自決神話的範式影響。
本文旨在探討1975年4月30日這一事件，在歷史敘述與記憶建構中的競逐與政治化過程。文章將首先重構越戰結束與越南統一的歷史脈絡，進而分析越共政權與越南離散社群如何透過地名更替、儀式再造與公共空間治理競逐歷史詮釋權；隨後，將深入檢視越南統一如何重新定義冷戰後期的東南亞秩序，並持續影響至當代南海地緣政治與區域安全結構。
「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正如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所警示，歷史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的回顧，也是對未來權力配置的干預。本文試圖打開這段歷史的多重視角，使「西貢淪陷」與「國家統一」兩種敘事，不再只是冷戰遺緒中的對立符號，而是理解國族建構與記憶政治之間張力的入口。
歷史事件還原：西貢的陷落與越南的統一
越南戰爭自1955年正式爆發以來，成為冷戰格局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代理戰爭之一。北越由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勞動黨主導，推動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並獲得蘇聯與中國的大力軍事與經濟援助；南越則在美國支持下，建立了反共的資本主義政權，形成鮮明對峙。隨著美軍於1973年根據《巴黎和平協約》完成撤軍，南越政權失去關鍵外援，實力迅速削弱，形勢急轉直下。
1975年春季，北越發動「胡志明戰役」，集中兵力於中南部展開迅猛攻勢。各地南越守軍連連潰敗，士氣崩潰，地方政權紛紛瓦解。短短數週內，中部重鎮峴港陷落，南部重要城市芹苴、永隆也相繼失守，為北越大軍直指西貢開啟通道。南越內部因領導層更替頻繁、民心渙散而無力自保，即使在最後階段，美國也未直接重新軍事介入，僅以有限人道撤離行動支援。
4月30日上午，北越人民軍第203坦克旅突破西貢防線，直抵總統府。面對局勢不可逆轉，當時剛上任兩天的南越總統楊文明選擇透過電台宣佈無條件投降。隨後，北越士兵登上總統府大樓，象徵南越政權正式崩潰。當日下午，「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宣佈接管城市政權，結束了越南自1954年以來長達二十年的分裂局面。
然而，「統一」並非單純的政治合併，而是深刻的體制重構與社會洗牌。北越模式全面推行至南方，不僅是經濟集體化、政治再教育，更是對南越文化、教育、宗教與生活方式的全面改造。大批被視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人士遭送入再教育營；土地改革與財產徵收運動引發社會動盪與經濟崩潰，促使大規模人口外逃現象，形成後來著名的「越南船民」潮流。
1976年7月2日，越南正式改組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西貢亦被更名為「胡志明市」，以紀念北越革命領袖。這一更名行動不僅是行政命令，更是一場象徵性強烈的記憶重塑，試圖從空間與語言層面，消除南方舊有的國族認同，建構新的統一敘事。
表面上的國家統一並未立即帶來社會整合。南方居民普遍對新政權懷有不信任與抵觸心理，南北在生活習慣、文化觀念、經濟結構上的差異，亦在之後數十年間持續發酵。越南統一，從一開始便帶有強烈的征服色彩，而非自願融合，這種矛盾至今仍隱隱影響著越南國內政治結構與地區認同感。西貢的陷落，作為歷史事件本身，固然象徵越戰終結，但其真正意義，在於開啟了一場漫長而複雜的記憶與認同之戰。對南越政權的滅亡，不僅是地緣政治棋局的變動，更是無數個人生命經驗、故鄉情感與歷史歸屬感的斷裂。
敘事政治：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敗者的流亡記憶
歷史從來不是純粹的記錄，而是權力結構之下的建構。1975年越南統一之後，新的國家政權不僅接管了土地、城市與制度，更迅速接管了歷史詮釋的話語權。北越政權所主導的歷史敘事將南越政權定性為「帝國主義代理人」，而統一被包裝為「民族解放」與「革命勝利」的光榮延續。這樣的歷史敘事，透過教育、媒體、國定假日與紀念建築逐步內化為國族正統性的一部分。
每年4月30日被定為「解放日」，全國各地舉行閱兵、升旗、歌舞慶典與黨史學習活動，意在提醒人民對於「解放者」的感恩與忠誠。在課本中，「西貢淪陷」這一表述從未出現；西貢這一地名也僅作歷史註解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胡志明市」作為革命勝利果實的象徵地。南越時期的歷史人物、軍隊與文化成就則被邊緣化、貶抑甚至消除，成為「錯誤歷史」的符碼，僅能作為反面教材存留。
與此同時，數百萬越南人選擇或被迫流亡海外，構成今日龐大的越僑社群。他們當中許多人在南越時期曾是軍人、官員、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對於新政權懷有深刻敵意與創傷經驗。在這些人的記憶中，1975年不是「解放」，而是「淪陷」，是一場失去家園、身份與國家的災難。於是，「黑色四月」這一名稱在美國、法國、澳洲、台灣等越僑聚集地迅速流傳開來，並透過紀念儀式、文學書寫與社群活動延續反共敘事。
在美國加州小西貢（Little Saigon），每年的4月30日都會舉辦悼念儀式與示威遊行，人們高舉前南越黃底紅條旗幟，宣稱不承認現今越南政府的合法性。在海外出版的報紙、小說、紀錄片中，「西貢淪陷」成為一種象徵性傷痕，凝結著對故國的失落、對歷史真相的呼喊與對認同的持續維繫。對這些流亡者而言，歷史不是被寫下的，而是被活過的；不是被教導的，而是被憶起的。
這種記憶的雙重性，形成一種全球性斷裂的歷史現場：同一個事件，卻有兩套彼此敵對的詮釋系統；同一座城市，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名稱與感情投射。在越南國內，「胡志明市」被定義為革命勝利的象徵空間；而在海外，「西貢」則成為一種遺民的情感母體與歷史座標。地名不再只是地理位置，而是歷史立場與記憶選擇的標籤。
勝利者書寫歷史，是權力的常態。但敗者記憶的堅持，則揭示了歷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聲道的。越南戰爭的結束，並未終止對其意義的鬥爭。相反，它開啟了一場跨國、跨世代、跨語境的記憶競爭。無論是官方敘事的再生產，或流亡者的創傷講述，皆證明了歷史並不平靜，它在我們的語言與紀念之中，持續地進行。
地名與記憶的空間政治：從「西貢」到「胡志明市」
地名，從不只是指涉地理的語言符號，它同時是權力施展的工具與記憶操作的界面。在越南戰後的統一敘事中，地名更名策略發揮了高度象徵意義。1976年，隨著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原本作為南越首都的「西貢」（Sài Gòn）正式被改名為「胡志明市」（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以紀念北越領袖胡志明，鞏固其在歷史中的地位與合法性。這一命名，不僅是行政改制的結果，更是國家記憶工程的起點。
西貢這一名稱，對南方居民而言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與城市認同。作為法屬印度支那時期的現代化核心，它既是殖民遺產的標誌，也是自由主義與開放經濟的象徵。即便在戰爭陰影下，西貢也曾是報刊林立、影劇繁榮、市民社會活躍的城市。在南越時代，「西貢」是國家、首都與家園的三重結合。因此，將其更名為胡志明市，實質上是切斷這段歷史連續性的政治舉動，是一場集體記憶的「工程性斷裂」。
更名的同時，整座城市的空間象徵也被重新設計與分配。原屬南越的政治、文化建築遭到改造、拆除或再利用。例如，總統府被改稱「統一宮」，作為勝利象徵與官方導覽景點；過去的南越士兵墓園遭清除，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烈士紀念碑與共產主義戰士塑像。街道與廣場亦進行系統性的命名再編排，過去以法文或中性地名命名的街道，多被更改為「解放路」、「民族獨立大道」、「胡志明大道」等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名稱。這些措施不只是物理空間的再造，更是意識形態空間的征服。
然而，這場地名與象徵空間的改造並非無聲進行。在許多民間語境中，「西貢」依然未曾消失。南方老一輩居民仍慣用「西貢」稱呼自己的城市，甚至在廣告、餐廳、音樂作品中，「Sài Gòn」被視為一種懷舊的品牌與情感符號。在海外越僑社群中，「西貢」則從未被替換。它代表著未竟的國族夢想與對舊家園的記憶，具有強烈的政治情感色彩。對他們而言，稱呼「胡志明市」是一種屈從，而堅持「西貢」則是一種抵抗與記憶維繫。
地名的更替所引發的爭議，不單關乎文化認同，更涉及國家如何正當化自己的歷史敘述。在統一後的越南，這種地名政治延伸至整個國家空間體系：從城市到鄉村，從學校到博物館，皆成為歷史選擇性的現場。地圖所畫出的不只是疆界與交通，而是一個政權希望人民如何記住、如何遺忘的框架。換言之，從「西貢」到「胡志明市」，這不僅是城市名稱的轉換，而是一場有計劃的記憶治理。勝利者透過地名的再命名、紀念建築的重構與公共空間的重新語意化，試圖將戰爭的終點轉化為歷史的起點，使統一不只是事實，更成為一種不可質疑的歷史真理。惟有理解這些空間語言的政治性，我們才能看見歷史如何透過城市而被重新書寫。
冷戰與後冷戰的震盪：從西貢到南海
l 越南統一對冷戰格局的再配置
1975年西貢的陷落，直接標誌著美國在亞洲反共防線的重大挫敗。美國以越南戰爭為中心，所建構的「遏制共產主義」戰略首次遭遇徹底失敗，帶來了所謂的「越戰症候群」（Vietnam Syndrome）：一種對海外軍事介入極度謹慎與懷疑的國內政治氛圍。美國戰略重心因此逐步由直接軍事干預，轉向依賴區域盟國與經濟影響力進行間接制衡，為往後東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緣戰略的轉型埋下伏筆。
同時，越南的統一並未終止冷戰在東南亞的緊張態勢，反而加劇了區域內的意識形態對抗。柬埔寨赤柬政權與寮國共產主義政府相繼上台，使中南半島幾乎全面「赤化」，引發鄰近國家，特別是泰國、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極大安全焦慮。這促成東南亞國協（ASEAN）從一個鬆散經濟協作機制，轉型為更具政治聯防性質的區域組織，為東協後續在冷戰後能夠扮演穩定力量奠定基礎。
l 中越決裂與1979年中越戰爭
儘管中國在越戰期間曾大力支援北越，但戰後兩國迅速由盟友轉為敵對。隨著越南與蘇聯簽署《越蘇友好合作條約》，明確站隊蘇聯陣營，並出兵推翻中國支持的柬埔寨赤柬政權，中越矛盾迅速激化。1979年爆發的中越戰爭，是冷戰期間少數由共產國家間爆發的熱戰，顯示出意識形態聯盟在地緣利益面前的脆弱。
中越戰爭打破了簡化的冷戰二元對立敘事，呈現出第三世界內部權力鬥爭的現實。這場戰爭促使中國重新評估其地緣戰略布局，並間接推動了中國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政策調整。對越南而言，中越戰爭意味著在統一後尚未真正穩固的新政權，需同時應對外部侵略與內部經濟困局，延續了戰爭對社會的持久破壞。
l 越南在後冷戰秩序中的轉型
冷戰結束後，越南深刻意識到孤立主義與蘇聯式計畫經濟模式的侷限。1986年，越南正式推行「革新開放」（Đổi Mới）政策，從國有經濟轉向市場導向改革，同時積極尋求國際融入。1995年，越南正式加入東協，同年與美國恢復全面外交關係，象徵著越南從革命孤島向國際社會開放的重要轉折。
這一轉型過程，不僅重塑了越南的經濟結構，也改變了其外交戰略思維。越南開始在中美競爭格局中尋求平衡，不再單邊依賴大國，而是強化多邊主義與區域合作，將自己定位為東南亞地緣政治不可忽視的中等力量。這種策略，使越南能在後冷戰世界中靈活運作，同時保護自身主權與經濟利益。
l 當代意涵：南海爭議與國族敘事的延續
進入21世紀，越南在南海（東海）主權爭議中成為積極參與者，與中國的海上緊張關係持續升溫。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主權主張，不僅是地緣戰略資源之爭，更是歷史敘事的延續。越南政府將南海主權問題與越南民族主義、反侵略歷史相連結，強化國內對國家認同的凝聚力。
這種將歷史記憶政治延伸至領土爭端的作法，既是對抗外部壓力的手段，也是內部正當性建構的重要元素。從「解放南方」到「捍衛南海」，越南政權持續在不同歷史情境下重塑國族敘事，以歷史記憶作為維護政權合法性與國際空間的重要資源。
在全球南方其他國家中，越南亦被視為反殖民成功範例之一，其「以弱勝強」的歷史故事被廣泛引用於當代國族建構與反霸權論述中。這種全球化的歷史符號運作，使越南統一的記憶不再僅屬於國內政治，而是成為國際政治語言的一部分
統一，還是征服？
1975年4月30日西貢的陷落，無疑結束了越南長達二十年的分裂局面，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誕生打下基礎。但統一的外表之下，掩藏的是一場結構性深刻的歷史矛盾與記憶撕裂。對於勝利者而言，這是「解放」與「民族自決」的完成；而對敗者與離散群體而言，這是「淪陷」與「家園失落」的起點。兩套敘事至今仍未融合，反而在不同語境中各自增強，形成記憶政治中永續競逐的場域。
越南戰後的地名重塑、歷史再編、空間再造，無不指向一個清晰的目標：以勝利者的敘事來合法化國家建構，抹除戰敗者的歷史存在。從「西貢」到「胡志明市」，從「總統府」到「統一宮」，每一個名稱、每一座雕像、每一條大道，都是國家意志對記憶進行治理的證據。然而，記憶並非可以單向壓制的產物。在地下的私人對話、在海外的越僑社群中，「西貢」作為故國的意象與情感認同，依然頑強地存在著，與官方版本形成尖銳對抗。
冷戰背景下的越南統一，也重塑了東南亞與全球格局。美國戰略的收縮，中蘇矛盾的深化，中越戰爭的爆發，東協的自我強化，以及越南自身在後冷戰時期的革新開放，皆與1975年的這場結局密不可分。西貢的失守既是地緣政治轉捩點，也是東南亞國族形成路徑的重要分水嶺。今日越南在南海問題中的堅定立場，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策略靈活性，皆可視為這段歷史遺產的延續。
值得反思的是，當國族統一成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石時，是否也同時犧牲了社會多元記憶的可能？當勝利的敘事被強制灌輸，敗者的經驗是否被永遠推入歷史的陰影？越南的統一，從歷史事實層面來看無可置疑，但從記憶與認同的層面而言，卻至今未曾真正完成。統一與征服之間的界線，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愈加模糊，卻也更加需要被認真檢視。
歷史的書寫不應僅僅服務於勝利者的榮光，也應為失敗者的聲音留下空間。只有承認歷史的多重性，正視記憶的斷裂與矛盾，國族建構才有可能擺脫虛假的單一敘事，邁向更成熟與包容的未來。西貢，或胡志明市，這座城市至今仍在見證著這場尚未終結的記憶之戰。而我們，作為旁觀者與記錄者，則有責任持續提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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