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 香港殖民遺產與語言認同

語言不只是工具，而是認同與治理的疆界

在全球華語圈中，香港的語言局勢獨樹一幟。廣東話作為事實上的主語，不僅主導教育、媒體、司法與日常生活，更承載了戰後本地身份的歷史生成與情感認同。即使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普通話被納入教育體制、成為中國中央政府所強調的國家語言之一，但在香港社會，廣東話的文化地位與語言習慣從未被根本撼動。這種語言上的延續性，使得香港成為一個高度本土化、卻又面臨語言國族化壓力的矛盾場域。

語言政策在香港始終是一個充滿政治敏感度的領域。不同於以國家意志主導語言現代化的新加坡，或走向本土語言復振的台灣，香港語言政策自殖民時期以來便帶有強烈的功能主義色彩。英語曾是殖民政府的主要語言，而廣東話則逐步演化為非正式卻無所不在的社會語言。這種語言分工模式，在移交中國之後被重新解構。中央政府強調「國家語言」的重要性，逐步推動普通話進入學校課堂與官方場合，尤其在教育制度中推廣「普教中」政策（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然而，這種政策推進並未如期取得社會認同，反而引發廣泛質疑與民間抵抗。家長、教師與學生普遍認為，普通話作為第二語言，未必能有效傳遞語文知識，甚至可能削弱語言學習效果與學生文化歸屬感。多項民意調查與社會運動顯示，廣東話不僅是一種語言工具，更是一種文化認同的象徵與情感共同體的基礎。語言之爭因此不再只是教學法或語文能力的討論，而是政治忠誠、文化自主與主權認同的隱性延伸。

本篇將聚焦於香港回歸前後語言政策的轉變，特別是「普教中」的推進歷程與社會反應，剖析廣東話如何從一種日常語言演變為抵抗象徵，並探討語言政策如何在制度與社會之間產生裂縫。不同於新加坡透過語言統一完成國族建構，香港的語言治理反而揭示出語言多樣性與政治中心之間的張力與不對稱。廣東話之所以能維持強勢，並非因其制度保護，而是因其深植於港人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之中。在語言被視為治理工具的現代國家敘事中，香港的語言局勢提醒我們：語言既是統治的技術，也可能是文化抵抗的武器。

 

廣東話的歷史崛起

廣東話今日在香港所享有的高度社會地位，並非源自政策安排或制度保障，而是在殖民治理的縫隙中逐漸發展出來的社會語言霸權。作為港人生活的主要語言，廣東話的興起歷程實際上深植於殖民管治、移民結構與在地文化的交錯之中。在英治時期香港，殖民政府以英語為唯一法定語言，語言政策表面上與華語世界切割，實際上卻默認廣東話在華人社群內部的事實通用性。這種語言功能的雙軌制，一方面維持殖民管治的距離感，另一方面也為廣東話的社會深耕創造了制度真空與文化空間。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香港便吸引大量廣東地區移民，尤其來自珠三角的廣州、佛山、中山等地。這些以粵語為母語的移民，在短時間內構成城市多數族群，使廣東話迅速取代客語、閩南語、潮汕話等其他漢語方言，成為城市主要的溝通工具。由於殖民政府對華人內部語言事務並不積極干預，廣東話遂在市場、街道、宗祠、報紙副刊與粵劇舞台上迅速普及，最終滲透至整個城市的語言生態。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廣東話在文化層面完成了跨越式躍升。1950年代起，本地電影業蓬勃發展，成為主要產品類型，許多經典電影與影星的粵語台詞深入民心。1970年代後，電視廣播進一步鞏固廣東話的主流地位，無綫電視（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與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前身）大量製播粵語節目與新聞，不僅服務本地觀眾，也反向輸出至南中國、東南亞與北美唐人街，使廣東話獲得超出地區界限的文化影響力。

這種語言霸權雖缺乏法律明文保護，卻在生活層面牢不可破。在教育方面，雖然殖民政府原則上鼓勵英語教學，但大部分官立與資助學校實際以廣東話授課，中文課程亦以白話文書寫配合粵語朗讀。法院、政府部門與醫療系統的基層服務也大量使用廣東話作為口頭語。英語與廣東話的雙語共存，塑造了香港獨特的語言風貌：一個精英社會使用英語作為象徵資本，而大多數市民則依賴廣東話作為文化歸屬與生活媒介。

這樣的語言結構，在回歸中國之後逐漸被政治所重構。當中央政府開始強調普通話作為「國家語言」的核心地位，廣東話的事實優勢也成為政策干預的對象。普通話的推廣不再是文化交流的自然延伸，而是語言統一的政治任務。然而，廣東話在香港的歷史基礎與文化自信，使其難以被快速取代，也讓語言政策轉向成為高度敏感的社會議題。

廣東話的崛起史，是殖民遺產下非官方語言如何取得主導地位的經典案例。它既是移民社群的語言延續，也是城市現代性的本地實踐，更是殖民治理邊緣空間中自發生成的語言文化體系。這種語言自主性在制度外部獲得鞏固，在文化內部獲得肯定，使得日後任何對其地位的挑戰，必然不僅是技術性調整，而是對香港身份結構的根本觸動。

 

回歸後的語言治理轉向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意味著語言政策的結構性轉折。雖然《基本法》第九條規定中文和英文同為官方語言，但「中文」的具體定義從未被明確界定，是廣東話、普通話還是白話文書面語，始終存在模糊空間。這種模糊為中央政府逐步推動普通話作為國家語言的唯一代表提供了制度縫隙。自2000年代起，普通話推廣策略以教育體制為切入點，特別聚焦於「普教中」（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作為語言治理的核心機制。

「普教中」的推行邏輯基於一套語言現代化的假設：普通話語音規範、與書面語對應密切，有助於學生掌握標準中文能力；同時也有利於全國語言一體化，讓香港學生與內地語文體系接軌。然而，這種假設忽略了香港特殊的語言文化條件，也未能充分評估教學現場的語言實踐基礎。在多數本地學校，中文教師自身對普通話掌握有限，而學生則普遍以廣東話為母語，導致教學內容與語言環境脫節。語言不是簡單的代碼轉換，而是知識結構、認知習慣與情感邏輯的綜合體。當語言被政治化地更換，其影響不僅在語言本身，更在學習動機、語文表達與文化歸屬層面全面產生張力。

民間對「普教中」的抵抗反應迅速。2000年代中期起，家長團體、教育界與語言學者陸續發聲，指出「普教中」並未帶來明顯學習成效，反而令學生中文表達能力下降、學習意願降低，甚至產生語言混淆與疏離感。多份研究與問卷調查顯示，絕大多數香港家長傾向支持以廣東話教授中文；2010年《星島日報》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反對全面實施「普教中」，支持保留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社會反彈不僅停留在教育技術層面，更逐漸上升為一場文化身份的防衛戰。

在這場語言攻防中，語言成為文化主權的象徵。香港市民普遍感受到，普通話的推進不僅是教育政策的技術調整，而是中央對香港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統整的起點。廣東話，作為香港最直接的文化語言，迅速被重新編碼為「地方方言」甚至「政治障礙」。這種話語策略本身就是一種語言貶抑與認同重塑的實踐。語言政策因此與新聞審查、通識課改、愛國教育等議題並列，構成對「一國兩制」下文化自主空間的整體挑戰。

與此同時，香港的語言界線也在日常生活中浮現出高度情緒化的語態。年輕一代將廣東話視為本地文化的最後堡壘，不少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起「守護廣東話」運動，強調「我們不是不懂普通話，而是有權選擇用廣東話說中文」。這種語言反抗不再僅限於語音選擇，而是展現出香港文化主體性在權力壓力下的集體凝聚。

普通話政策未能獲得社會共識，不是因為市民排斥語言多元，而是因為政策未能尊重既有語言文化結構，也缺乏程序正當性與教育實證支撐。語言若要統一，必須來自社會的認同與習慣轉變，而非來自上層政治意志的灌輸。香港「普教中」的爭議，正揭示了語言治理如果缺乏共識基礎，其實效與合法性皆將受限。

 

廣東話的文化堡壘與抗拒象徵

在回歸後的香港社會，廣東話早已超越單純的語言功能，逐漸轉化為一種文化堡壘、一種認同符碼，乃至於一種象徵性的抗拒語言。它不僅是日常溝通的工具，更是對「我是香港人」這一身分聲明的語言化實踐。當中央政府將普通話包裝為「國家語言」並積極推進其地位時，廣東話反而在香港社會內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覺與情感連結。語言政策的壓力，在無意間激發了一場語言民族主義的潛流，將廣東話從語音系統提升為文化共同體的象徵核心。

這種象徵化的語言認同，首先體現在文化產品的持續生產與市場認可上。無論是電視劇、電影、網絡短片，還是流行歌曲與脫口秀，廣東話始終維持高度的文化產能。2010年代興起的網絡語言創作社群，如100毛、試當真、香城映畫等，以幽默與諷刺重構粵語語境下的在地文化與政治評論。其內容中，廣東話不僅是傳遞訊息的媒介，更承載了語言本身的反叛性、街頭感與時代感，使年輕一代將粵語視為表達真實與「講人話」的唯一語碼。

進一步來看，廣東話也逐漸與政治運動產生語義連結。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運動現場的口號、標語、標語歌皆以廣東話為核心語言。例如「香港人，加油」、「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這些充滿節奏感與地方語感的語言不僅動員力強，更塑造了一種語言上的情緒共同體。語言在抗爭中不再只是號召工具，而是反抗話語權、抵禦文化吞併的核心戰場。

這種以廣東話為文化認同核心的現象，也反映在對「方言」這一名詞的拒斥上。在中國語言體系中，廣東話被正式歸類為「漢語方言」之一，但對許多香港人而言，這種分類不僅語言學上武斷，政治上更帶有貶抑意味。將廣東話貶為方言，是將其從主體語言降格為「地方變體」，也是否定其作為文化載體與集體記憶的資格。在本地語言社群中，「我們講的是廣東話，不是方言」這句話已成為語言尊嚴的維權口號，突顯出語言分類本身也是權力技術的延伸。

在這種語境下，中央政府所推動的普通話政策不僅面對技術層面的挑戰，更遭遇了語言認同與文化主權的交叉抵抗。普通話代表的並非單純語音標準化，而是對一整套語言秩序的再編與主權劃界。廣東話的堅守與反抗，則體現出香港市民對地方歷史、語言傳承與身份主體性的一種集體回應。語言在此不僅保有文化重量，更被轉化為政治與文化雙重抵禦的堡壘。

這樣的情況說明，語言政策的推進若缺乏文化感知與歷史脈絡的理解，將很容易被視為意識形態的操作，而非教育改善的工程。語言雖具可塑性，但其社會性質不容輕忽。在香港，廣東話的地位不是政策給予的，而是百年生活累積的結果；一旦語言被強行取代，不只是教室裡的語音更動，更是整個文化結構的震動與社會信任的流失。

 

語言作為抵抗與認同的最後防線

香港的語言政治，從來不只是字詞與語音的選擇問題，而是文化與認同、權力與治理之間長期拉鋸的延伸。在一個主權變更、制度轉型與文化歸屬未竟整合的城市裡，語言本身承擔了過多的象徵負荷。普通話作為國家語言的代表，並非單純來自教育改革的技術考量，而是攜帶著高度的政治期待與同質化意圖。相對地，廣東話所代表的，則是本地歷史的延續性、生活語感的真實性，以及對集體身份的情感指認。語言的衝突，從來不是兩套語法體系的競爭，而是兩種文化世界觀的碰撞。

從「普教中」政策的爭議可以看出，語言政策的推行若沒有歷史感與共識基礎，便容易淪為統治工具，反而激化反彈情緒。在新加坡，語言統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國族工程；而在香港，語言政策卻遇上自下而上的文化固守。廣東話並非受國家保障的語言，但正因其「非法定」的地位，反而在公共想像中構築出更強烈的本地歸屬感。語言不只是通訊系統，更是記憶系統；當語言遭受挑戰時，個人與社群都會本能地啟動文化防衛機制。這是一種語言民族主義，也是一種文化自衛的反應。

更重要的是，廣東話不僅被香港人視為母語，更被視為「說真話」的語言。在英語與普通話等權威語言所代表的正規話語、國家話語、體制話語之外，廣東話維繫著一種親民性、街頭性與批判性。這種語言氣質也轉化為香港社會文化批判的語言工具，讓民眾在語言中保有對權力話語的距離與諷刺能力。在反修例運動後期，許多口號與抗爭文宣刻意保持粵語語態，其實也是透過語言維持抗拒姿態，避免被納入國家語言的框架與解釋機制。

在語言成為統治與抵抗雙重象徵的情況下，香港社會的語言問題，最終不只是語言問題，而是文化主體權的問題。在沒有明確語言法保護的前提下，廣東話的存續有賴於整體社會文化生態的韌性：從家庭教育、媒體製作、文藝創作到街頭語言實踐，每一處都是語言存活的微型戰場。正因如此，香港人不僅要說廣東話，更要用廣東話講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歷史、抵抗他者的定義。這不只是一場語言的戰鬥，而是認同、情感與主體性的總體維權。

語言，終究是一個社群對世界的理解方式，是集體生活的聲音形狀。當這種聲音被壓制、被同化或被篡改時，語言就不再是工具，而是最後一道記憶的防線。在這條防線上，廣東話之所以堅韌，不只是因為它「好用」，而是因為它承載了整個城市的歷史經驗與文化意志。若我們相信語言不只是傳達，而是存在方式的一部分，那麼保護廣東話，便不只是語言保存工程，而是一場關於如何保護香港自身的深層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