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中國人，但我為甚麼必須支持平反六四

從國族身份到普世正義的倫理選擇

我不是中國人。我不認同「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也不接受自己被納入這個由上而下建構的國族身份之中。對我而言，「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文化共同體，而是中國近代政權為了統一統治所創造的政治敘事，它掩蓋了語言、宗教、文化、歷史的多樣性，並透過教育、宣傳與制度強化來重塑個體的自我認知。這種虛構的統一，是為了統治需要，不是人民選擇的共識。然而，正因為我如此清楚地拒絕這種虛構的國族認同，我更加堅定地支持平反六四。我支持的，不是某個國家的轉型，而是對歷史罪行的追問；不是民族尊嚴的回復，而是對人性尊嚴的還原。因為我相信，正義不需要國籍，記憶不需要邊界。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是中國人民自發追求制度改革、新聞自由與反腐敗的運動。那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希望透過和平請願推動政治透明與官員問責的社會改革運動。當時的學生和市民們要求終止官倒、實現新聞自由、打擊貪腐與權貴特權。他們走上街頭，是出於一種對理性的信仰與對未來的想像。他們未曾要求推翻政權，只求對話與改革。可他們得到的，卻是槍聲與坦克，是血與火的鎮壓。

我支持平反六四，不是出於對中國的情懷，也不是出於對歷史的鄉愁。我支持的，是對無辜被殺者的尊重，是對那段被系統性抹消的歷史真相的召喚。我選擇記住，是因為健忘是壓迫者最大的同盟，而記憶是反抗最基本的形式。我支持平反，是因為那不僅是中國的創傷，更是人類對抗國家暴力時代的標記。

 

若我們自認為自由民主的擁護者，就必須超越國界與文化，去支持全球各地一切爭取自由、反對貪腐與暴政的努力。

如果我們真相信自由民主，那我們就不能只在自己國家要求正義，而對他人遭受的不義視而不見。貪腐與官商勾結，從來不只是中國的問題。它們是任何國家在權力缺乏監督與制衡時的通病，是民主社會滑向威權主義的前兆。貪腐侵蝕法治基礎，破壞公平競爭，加劇社會不平等；官倒讓公共資源流入少數人手中，摧毀社會信任，也讓民主制度空洞化。這些問題無國界，正義的反抗也不該被國界限制。香港的反送中、白俄羅斯的示威、伊朗女性的抗爭、緬甸人民的武裝自救、俄羅斯的反戰抗議，以及曾經在開羅、德黑蘭、河內、台北、首爾的街頭出現的自由呼聲，它們背後的語言不同、文化各異，但本質上是一樣的：那是人民反對專制、反對腐敗、反對不義的集體行動。當我們支持這些運動時，我們不是在干涉他國內政，而是在為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發聲。

今天，當我說我支持平反六四，我並不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為了某種中華民族的復興敘事。我支持的，是那些曾經相信和平請願能夠改變社會的年輕人，是那些在槍口前仍高喊口號的工人與市民，是那些直到今天還在試圖紀念他們的家屬與流亡者。我支持的，是那份相信公共可以更正義、國家可以更透明、政治可以更有人性的信念。

我不是中國人，但我選擇站在這些人一邊。不是因為我和他們有同樣的國籍，而是因為我和他們有同樣的信仰：相信正義，相信自由，相信人性不該被踐踏。當一場鎮壓試圖抹去一段記憶，我們能做的，就是在遺忘成為規範之前，用言語、行動與文字繼續記得。六四不是過去，它仍未被解釋，仍未被交代，仍未被審判。只要我們還在說，它就不會終結；只要我們還記得，它就不能被消除。

在這個充滿不義的世界上，我們所能做的事情也許微小，但選擇站在受害者一邊、選擇記住、選擇說出真相，已經是一種抵抗。支持平反六四，不是為了中國，而是為了人。因為只要人類還相信自由與正義，就不應容許這樣的鎮壓被合理化、被遺忘，或被歌頌。

我不是中國人，但我永遠不會遺忘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