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誌

紀念胡耀邦同志與趙紫陽同志 在那個政治高壓、思想鉗制的年代，他們曾是萬惡中國共產黨體制內少數擁有良知的政治家。這不是輕率的標籤，也非情緒化的讚頌，而是對歷史的誠實回望與對勇氣的深切紀念。他們是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位曾身居高位卻不迷失初心的領導人。他們在制度的巨牆內努力掙扎，試圖以人的尺度為國家注入變革的契機，最終卻被體制反噬，成為沉默年代裡最明亮的微光。 胡耀邦， 1915 年生於湖南 瀏 陽，一生經歷中共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他在文革後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發起一場觸及靈魂的平反與撫恤運動。他為胡風案、彭德懷案、右派案等無數冤案平反，修補了數百萬家庭的傷痕。他深知中共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因此選擇不迴避、不推諉。他以真誠對抗虛偽，以人性抵抗黨性。在青年與知識分子之間，他享有極高聲望，卻因此惹來黨內元老的警惕與敵意。 1987 年，他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罪名是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實則是太過正直，無法與偽善共舞。 趙紫陽， 1919 年生於河南滑縣，早年從農村基層幹部起家，因治理廣東與四川農業改革有功，成為改革開放的關鍵推手之一。他接任總理與總書記期間，推動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實施企業承包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主張價格雙軌制以平衡轉型期的物資配置。他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制度改革者，深諳中國之疾在僵化的官僚體制。更難能可貴的是，當 1989 年春天學生湧上街頭要求民主時，他選擇與他們站在一起。他走進天安門廣場，哽咽發聲，說「我來得太晚了」。這句話並非懺悔，而是承擔。他沒有下令鎮壓，也未對青年貼上「反革命」標籤。他的選擇，是一名體制內領導人罕見的道德堅守。 歷史從未寬待這兩位心懷人民的改革者。胡耀邦的突然辭世，引爆了全國性的哀悼潮，成為六四學運的導火線。他的靈柩送行隊伍綿延數公里，卻被黨內定性為「政治風波」。趙紫陽則從 1989 年起被長期軟禁，至 2005 年辭世，十六年間音訊皆封，名字從教科書、報紙與官方記憶中徹底抹去。這是一種活埋式的歷史處決，也是對良知最陰險的報復。 我們應該清醒地知道，胡耀邦與趙紫陽並非完人。他們出身紅色體系，參與過中共的歷次運動。他們也曾身陷「路線正確」的自我迷信。但難能可貴之處，正是在極權體制內，他們逐漸脫離機器人的角色，恢復為有思考、有感情、有原則的公民。他們知道制度錯了，也知道該修、該改、該讓人民說話。他們沒有完成歷...

在中國現代音樂的詞作譜系中，陳哲是一個無法略過的名字。他不是喧囂舞臺上的偶像，也不是以流量驅動的娛樂產品生產者，而是一位用文字為時代注入靈魂的書寫者。他的歌詞不張揚，卻能在聽者心底長久地留下回音；他筆下的旋律，總能精確地捕捉中國八〇年代以來那個時代的哀傷與理想。他是詞人，更是見證者；他的創作跨越軍旅抒情與流行敘事的分野，讓歌聲成為那個年代最深層的情感載體。 陳哲的創作生涯始於上世紀八〇年代，在中國音像產業剛剛起步的階段，他從填寫外國歌曲中文歌詞進入業界。他並不只是一位技巧型填詞人，而是迅速成長為能夠駕馭原創主題、融情入詞的重要詞作家。他在中國音樂產業尚未形成明確商業體系之前，已以清晰的語言感知和敘事能力，替許多作曲家創作出具有時代力量的作品。他曾與蘇越、迎節、陳雷等人合作，寫下《讓世界充滿愛》、《黃土高坡》、《走西口》、《同一首歌》、《一個真實的故事》等深植人心的作品，並參與大型音樂活動的詞曲策劃。作為《土風計劃》的發起人，他後期更將焦點轉向原生態民歌的保護與收藏，致力於挖掘中國多民族音樂的根系，將流行音樂書寫的語境重新拉回文化記憶的土壤。 若要在陳哲的創作譜系中尋找最具代表性且最具精神象徵的作品，《血染的風采》無疑佔據核心地位。這首 1986 年創作的歌曲，由他作詞、蘇越作曲，原為紀念在中越邊境「兩山輪戰」中犧牲的解放軍官兵而作。歌曲以一位已陣亡軍人的視角娓娓道來，語調低沉而堅定，情感哀婉卻不沉淪，展現出一種特殊的抒情政治美學。陳哲並未將死亡描寫為恐懼與終結，而是轉化為一種靈魂的延續與信仰的化身。他用 “ 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 這樣的語句，將個體的鮮血與國家的榮光緊密綁定，使犧牲者成為象徵性的永恆存在。 歌詞之中不乏詩性結構與文化意象的鋪陳。例如 “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 以對仗句式營造節奏張力， “ 你不要悲哀，祖國的土壤裏有我們付出的愛 ” 則以土地作為象徵容器，承載了死者的靈魂，也象徵國家與個體之間的深層聯繫。這首歌曲在八〇年代末逐步被主流宣傳機制推送成經典軍歌，但在 1989 年春夏之交，它被北京學運學生重新詮釋為紀念自由與獻身的哀歌，成為流動的符號場。在官方與民間、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血染的風采》具備多重文本生命，並由此深化了它作為歷史記憶象徵的文化位置。 在陳哲晚年的創作與活動中，他逐...

         在九七回歸之前，香港的天氣預報每天都會播報來自世界各地的城市氣溫，從北京、東京，到紐約、倫敦，甚至還有澳洲的雪梨與紐西蘭的奧克蘭。這些城市的排列，乍看之下只是新聞的一部分，但其實也透露出當時香港和世界的關係是怎麼被想像與建構的。那是一個被殖民地遺緒、華人移民潮，以及亞太經濟圈共同形塑的時代。 人們透過電視知道世界的天氣，也因此知道自己屬於哪個世界。香港當時與東南亞的吉隆坡、新加坡關係密切，也與加拿大、美國的城市頻繁互動，那些連線就像是無形的橋梁，把散居海外的親人、投資者、學生、商人一一串起來。這些城市不是隨便選的，它們構成了一張屬於九七前香港的「全球地圖」。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世界變了，香港也變了。當我們重新去畫這張城市地圖，會發現一些名字淡出了視野，另一些名字則浮上了網絡的中央。像深圳這樣過去只是邊境的工業城，如今卻成了科技與資金的核心、韓國首都名字去中國化從漢城改名首爾、而一些曾經是移民熱門的城市，如多倫多或溫哥華，則不再那麼常出現在新聞畫面中。 這不只是資訊排序的改變，更是香港角色轉變的體現。從過去那個連結殖民母國與華人世界的中介，慢慢轉向一個數位資本驅動、依賴平台網絡生存的節點城市。我們在天氣報導中看到的，不只是氣溫與濕度，而是一座城市如何定位自己、如何想像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這章導論，便是為了打開這段轉變的門，從媒體、地圖與日常生活中的訊號，去看一座城市在全球網絡裡的過去與未來。   九七以前的城市地圖 如果把九七以前的香港想像成一座向外開放的碼頭，那麼每天天氣預報中的城市，就像是一艘艘定期停靠的船，載著資訊、金流與人際網絡，來來往往，從不間斷。那是一張由英國殖民地制度、亞太經濟區位，以及華人移民潮共同織成的網。這張網看不見，卻存在於每一張護照、每一封家書、每一條航班與每一段通訊裡。 那時的香港，與亞洲的主要城市緊密相連。新加坡是對照，也是競爭；台北是親近的鄰居，新聞裡總少不了它的名字；東京與漢城則代表著東亞的兩個經濟強權，是香港對外參照的兩塊鏡子。每次氣溫播報，不只是氣象，更是對亞洲秩序的一次默默註解。 除此之外，還有那些更遠的城市 —— 悉尼、墨爾本、奧克蘭，它們代表著英聯邦的幽靈，提醒人們：雖然回歸在即，但殖民記憶尚未遠去。而溫哥華、多倫...

語言不只是工具，而是認同與治理的疆界 在全球華語圈中，香港的語言局勢獨樹一幟。廣東話作為事實上的主語，不僅主導教育、媒體、司法與日常生活，更承載了戰後本地身份的歷史生成與情感認同。即使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後，普通話被納入教育體制、成為中國中央政府所強調的國家語言之一，但在香港社會，廣東話的文化地位與語言習慣從未被根本撼動。這種語言上的延續性，使得香港成為一個高度本土化、卻又面臨語言國族化壓力的矛盾場域。 語言政策在香港始終是一個充滿政治敏感度的領域。不同於以國家意志主導語言現代化的新加坡，或走向本土語言復振的台灣，香港語言政策自殖民時期以來便帶有強烈的功能主義色彩。英語曾是殖民政府的主要語言，而廣東話則逐步演化為非正式卻無所不在的社會語言。這種語言分工模式，在移交中國之後被重新解構。中央政府強調「國家語言」的重要性，逐步推動普通話進入學校課堂與官方場合，尤其在教育制度中推廣「普教中」政策（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然而，這種政策推進並未如期取得社會認同，反而引發廣泛質疑與民間抵抗。家長、教師與學生普遍認為，普通話作為第二語言，未必能有效傳遞語文知識，甚至可能削弱語言學習效果與學生文化歸屬感。多項民意調查與社會運動顯示，廣東話不僅是一種語言工具，更是一種文化認同的象徵與情感共同體的基礎。語言之爭因此不再只是教學法或語文能力的討論，而是政治忠誠、文化自主與主權認同的隱性延伸。 本篇將聚焦於香港回歸前後語言政策的轉變，特別是「普教中」的推進歷程與社會反應，剖析廣東話如何從一種日常語言演變為抵抗象徵，並探討語言政策如何在制度與社會之間產生裂縫。不同於新加坡透過語言統一完成國族建構，香港的語言治理反而揭示出語言多樣性與政治中心之間的張力與不對稱。廣東話之所以能維持強勢，並非因其制度保護，而是因其深植於港人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之中。在語言被視為治理工具的現代國家敘事中，香港的語言局勢提醒我們：語言既是統治的技術，也可能是文化抵抗的武器。   廣東話的歷史崛起 廣東話今日在香港所享有的高度社會地位，並非源自政策安排或制度保障，而是在殖民治理的縫隙中逐漸發展出來的社會語言霸權。作為港人生活的主要語言，廣東話的興起歷程實際上深植於殖民管治、移民結構與在地文化的交錯之中。在英治時期香港，殖民政府以英語為唯一法定語言，語言政策表面上與華語世界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