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誌

戰爭的終點與歷史的起點           1975 年 4 月 30 日，北越人民軍的 T-54 坦克衝破南越總統府（今統一宮）的大門，南越總統楊文明（ Dương Văn Minh ）當日下午透過電台宣佈無條件投降，宣告了越南戰爭（ 1955–1975 ）的正式結束。這一天，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官方歷史中被命名為「南方解放日」（ Ngày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象徵著民族統一與反帝國主義的勝利；然而，在大量逃離的越南離散社群（ diaspora ）中，這一天則被刻記為「西貢淪陷」（ Fall of Saigon ），成為故國喪失與自由崩潰的象徵。 不同敘事詞彙背後，反映出對戰爭正當性、國族重建與歷史記憶的根本分歧。越共政權將「解放南方」形塑為「反殖民鬥爭」的延續，並將統一視為民族命運的自然完成。而對數以百萬計的越南船民與海外越僑而言，這是一場伴隨再教育營、財產沒收、政治清算與自由消逝的悲劇。 歷史事件的終結，並未結束圍繞其意義的權力鬥爭，反而開啟了一場漫長而深刻的記憶政治（ memory politics ）。作為冷戰最具象徵意義的代理戰爭之一，越南戰爭的結局不僅重塑了東亞地緣戰略，促成美國亞洲戰略收縮與中國崛起，更在全球南方留下了反殖民敘事與民族主義自決神話的範式影響。 本文旨在探討 1975 年 4 月 30 日這一事件，在歷史敘述與記憶建構中的競逐與政治化過程。文章將首先重構越戰結束與越南統一的歷史脈絡，進而分析越共政權與越南離散社群如何透過地名更替、儀式再造與公共空間治理競逐歷史詮釋權；隨後，將深入檢視越南統一如何重新定義冷戰後期的東南亞秩序，並持續影響至當代南海地緣政治與區域安全結構。 「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正如喬治·歐威爾在《 1984 》中所警示，歷史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的回顧，也是對未來權力配置的干預。本文試圖打開這段歷史的多重視角，使「西貢淪陷」與「國家統一」兩種敘事，不再只是冷戰遺緒中的對立符號，而是理解國族建構與記憶政治之間張力的入口。 歷史事件還原：西貢的陷落與越南的統一 越南戰爭自 1955 年正式爆發以來，成為冷戰格局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代理戰爭之一。北越由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勞動黨主導，推動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並獲...

2025 年 4 月 30 日，教宗方濟各的葬禮莊嚴舉行，世界各地的樞機主教、政要、宗教代表齊聚聖彼得大殿悼念。然而，在這一張張紅袍與白帽交錯的畫面中，「中國」的位置是空的。儘管教宗方濟各在任十二年間力圖改善中梵關係，甚至冒著內部神學與道德風險與中共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北京卻選擇不派代表出席。與此同時，台灣代表如常現身會場，引發政治與神學雙重層面的關注。評論者譏諷地稱，這是中方「給方濟各棺木的一記耳光」，也可能為下一位教宗的選舉掀開充滿政治角力的新篇章。 然而，這不只是一次外交冷淡的事件，更是超越政權更迭與領袖風格的結構性對立的延伸。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不是誤解、不是偶發衝突，而是一場無法透過歷史讓步或制度協調來和解的信仰與政權的永恆對抗。   信仰與主權的徹底對立 天主教之所以無法與共產主義妥協，根本原因不在於外在教義上的衝突，而是雙方對「權威何所出」的本體論理解完全相悖。對教會而言，宇宙並非偶然出現的物質總和，而是由一位人格化的神創造並持續維繫的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人不只是勞動與生產的機器，更是有靈魂、有自由、被召向真理的存在。而真理的最後仲裁者是上帝，不是國家，也不是歷史。 反觀共產主義，它拒絕承認任何超越歷史與物質的原則。它的哲學前提是唯物論與辯證法：人的存在由經濟關係決定，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宗教是一種階級麻醉，延續封建統治的精神控制工具。因此，宗教不能只是被監管，更應被改造、被利用、被「歷史地超越」。 這就產生了絕對矛盾：對天主教而言，國家是暫時的，是人所設立的，是必須受倫理與神聖審判的權力機構；對共產黨而言，國家是歷史的載體，是歷史真理的化身，是不容挑戰的最終審判者。在這種制度邏輯下，任何主張有「比國家更高的權威」者，都是潛在的顛覆者，無論他是否政治性。   歷史記憶：血與火中的對抗 這場對立的歷史並不是抽象的哲學爭論，而是由成千上萬被囚禁、流放、處決的神職人員與信徒血淚書寫的紀錄。從蘇聯開始，無數東正教與天主教堂在十月革命後被封鎖、焚毀，聖像被視為迷信，彌撒被禁止，神父與修女成為反革命分子。在史達林統治下，「反宗教法庭」處決數以萬計的宗教人士，地下教會開始在公寓、森林、墓地之間秘密流動，成為一種政治異議的象徵。 同樣的圖景也複製到東歐。在波蘭，教會雖強韌不屈，但每一次主教講道都被特務記...

案件整理 2025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13 分，臺中市沙鹿區向上路七段發生一起震驚全台的重大交通事故。一輛聯結車在長約兩公里的下坡路段行駛時，失去控制，以近乎無煞車減速的狀態猛烈撞擊前方等候紅燈的車流。此次事故共波及 21 輛車輛，包含 1 輛聯結車、 10 輛自小客車、 11 輛機車及 1 輛腳踏車，導致 11 人受傷，其中多人重傷，需緊急送醫搶救。 根據事後調閱的現場監視器畫面與初步調查結果顯示，事故肇因並非單純駕駛人疏忽，而是聯結車在下坡過程中煞車系統失效。當時車輛行駛至下坡中段後，速度急遽提升，駕駛雖有嘗試煞車，但未見車輛明顯減速，最終高速撞上前方靜止車流。更令人憂心的是，據當地居民與媒體報導，向上路七段自開通以來便屢次發生類似事故，長坡結構與交通設施設計長年未經根本檢討，早已成為地方公認的高風險路段。 事故發生後，臺中市政府迅速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將檢討現有交通設施，並承諾將評估設置緊急逃逸車道及加強重型車輛煞車檢驗。然而，此類標準式回應，無論措辭如何懇切，在多數專業交通人士眼中，已不足以掩蓋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向上路這場悲劇，不僅是單一路段設計不當的結果，更是整個交通治理邏輯失靈的縮影。 進一步檢視此案，不難發現臺中市對長下坡路段風險管理的態度一貫停留在被動補救與表面應付層次。過去多起事故後，市府雖曾設置減速警告標誌、增設固定式測速照相機、加強交通違規取締，但實質工程設計與駕駛操作模式的根本性改善措施卻始終闕如。這種對於「交通安全」的管理，僅止於數字層面的表面操作，未曾真正從道路物理條件與駕駛行為互動關係出發進行科學規劃與重構。 因此，向上路 21 車連環車禍不僅是一場因為單一失控車輛而引發的意外。它是一種結構性失敗的可見證據，昭示著臺灣交通管理體制下潛藏已久的深層病灶。只有透過嚴肅正視這場事故背後的整體結構問題，才能避免未來更多類似悲劇的重演。而這正是我們必須從此章節展開進一步分析的起點。   向上路 21 車連環車禍事件深層分析 若將向上路七段連環車禍視為單一技術性失誤或偶發事故，無異於對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事實上，此事件從道路設計、管理邏輯到駕駛行為，皆顯示出台灣交通體系深層次的錯誤理解與治理模式失靈。向上路本身的地形特性具有高度風險：全長約兩公里的長距離下坡，其坡度與連續性使車輛極易在無...

行政劃分矛盾：青埔的雙重依附困境 桃園市青埔地區，作為近年國家級基礎建設（高鐵、機捷、航空城）重點推進的區域，本應擔當起都市升級與國際門戶角色。然而，在現行行政體系下，青埔地理上橫跨中壢區與大園區，約四分之三隸屬中壢，四分之一隸屬大園。這種劃分方式，源自歷史地籍延續，卻無視今日青埔早已形成一個獨立、完整的生活圈與功能性都市區。城市地理學上所謂的功能性都市區（ Functional Urban Area, FUA ）概念，要求都市治理應隨著交通網絡、人口流動、經濟活動的實際連結來劃分，而非僵化維持舊有鄉鎮界線。青埔地區現今的行政邏輯，顯然落後於這一治理趨勢。 這樣的區劃，直接帶來一系列治理與施政上的困境。青埔範圍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分配、教育與交通規劃，均需跨越中壢、大園兩區行政單位協調執行。事實上，根據桃園市議會 2023 年市政協調會紀錄，光是青埔主要聯外道路如青埔五街、春德路的改善工程，便因行政責任劃分不清，平均延宕超過八個月，嚴重影響居民通勤與物流效率。當地居民在實際生活中，經常遭遇相同街道兩側道路鋪設標準不一、行道樹種植規格不同、甚至路燈型號與維護周期不一致的荒謬情境，顯示出管理碎片化的直接後果。 行政劃分帶來的公共服務差異，正在系統性地削弱青埔居民的生活品質與政治參與意願。 2023 年桃園市民政局調查數據指出，青埔居民對於「里辦公室服務便利度」的滿意度僅為 63% ，顯著低於中壢區整體（ 74% ）與大園區整體（ 78% ）。這意味著，在社區發展、里民活動、社會福利申請等層面，青埔居民實質上是被邊緣化的。青埔人不僅在行政上無法享有統一、便捷的服務，心理上也難以對任何一個母區（中壢或大園）產生真正的歸屬感。 從城市治理的理論視角來看，青埔目前的行政劃分模式，與當代先進城市普遍推行的「一體化都市治理」（ Integrated Urban Governance ）原則形成嚴重背離。根據 OECD 在 2017 年發表的《 The Governance of Land Use in OECD Countries 》報告，若都市空間劃分與實際功能圈不一致，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基礎設施重工與浪費、公共政策推行失敗、居民地方認同弱化等連鎖性負面效應。以新加坡為例，在城市擴張過程中，政府及時打破原有村落界線，依據新生活圈重新劃設市鎮單位，如裕廊東、...

殖民空間的誇飾性統治 澳門，一個面積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城市，自 16 世紀中葉起即為葡萄牙所控制。儘管空間極其有限、資源匱乏，葡萄牙卻在 1951 年將其重新定義為「海外省」，賦予其與本土省份相同的地位，並形式上設置兩個市：澳門市與海島市。這種制度安排從一開始就與澳門的現實條件嚴重脫節。面對去殖民的國際壓力，葡萄牙政權以「省級地位」迴避殖民地名義，藉由制度語言與行政邏輯延續其對遠東據點的統治。而這種「一省兩市」的誇飾性制度，不僅是一種殖民修辭，更實質塑造了澳門城市發展早期的空間治理矛盾與行政虛設。 「一省兩市」的空間錯置與制度虛設 澳門市 海島市 在「海外省」框架下，澳門被劃為兩個市級單位：澳門市涵蓋整個半島，是殖民政府與華人社會的行政與經濟中樞；海島市則由氹仔與路環組成，地理上分隔，發展極不均衡。事實上，這兩個市從未真正實施地方自治，而是由總督集中管理，市政機關多為象徵性存在。這種制度上的形式化運作，反映出殖民統治對空間進行象徵性佔有的企圖，而非對有效治理的追求。由此產生的「治理空心化」與「空間分割想像」，限制了澳門城市整體性的建構，形成制度設計與空間現實之間的長期落差。   都市擴張與空間重塑：從半島填海到多核心發展 1984 年 1990 年 1999 年 1984 年至 2024 年 澳門的城市空間在自然條件上極度有限，原本僅有 2.7 平方公里的半島區域，加上面積更小的氹仔與路環兩島，遠不足以容納城市所需的經濟與人口活動。為因應城市擴張需求，殖民政府自 19 世紀末即展開系統性填海工程，特別是在澳門半島南灣、內港、新口岸及黑沙環等地持續造地，使城市空間逐步向海擴張。這些填海區成為政府機構、新興住宅區與娛樂設施的集中地，推動城市結構從老城區向填海區平移。填海不僅是物理擴張手段，更象徵殖民政權藉由人造空間主導城市現代化進程的一種治理邏輯。 與此同時，氹仔與路環作為「海島市」的主體，長期處於城市邊緣地位，空間用途以農業、軍事與監獄設施為主，缺乏都市功能。直至 1980 年代前，兩島仍與澳門半島交通不便，發展停滯。然而隨著橋樑建設與政策轉向，氹仔逐步被規劃為都市副中心，並開始興建大規模住宅社區、渡假設施與體育場館。路環則轉型為綠地與低密度發展區，承擔生態休憩與物流支援角色。這種邊陲空間的功能重構，不僅重新界定了「海島市」的地...

創傷從來不只是傷口，而是對世界理解方式的瓦解。當一個人經歷過制度性暴力，如紅衛兵批鬥、街頭爆炸、秘密警察的突襲拘捕，他的世界觀將被深刻改寫。這種情況下，心理學家 Janoff-Bulman 所提出的「破碎的世界假設」（ Shattered Assumptions ）尤為關鍵：創傷顛覆了原本對世界可預測、公正與安全的信念，使得人必須重建一種新認知模式以求生。   恐懼內化與創傷的防衛性遺忘 對某些香港人來說，經歷了毛時代的飢荒與暴政後逃至殖民地香港，他們並未有機會處理創傷，反而被殖民政府納入一個「冷靜經濟人」的角色框架中：努力工作、少談政治、感恩香港「提供庇護」。這一代人學會的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適應」與「忍耐」；他們不談文化大革命，不談紅色恐怖，甚至將苦難視為國家「成長的代價」。因此，當晚年面對中國崛起，他們傾向於透過讚頌國家強大來賦予自身過往苦難一種價值意義，進而形成「加害者辯護型認同」（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 類似的心理調適也出現在臺灣。例如，白色恐怖中許多被捕者的家庭成員，為了保全家庭不再被清算，選擇隱藏身分、改姓換名，或乾脆否認家中曾有人被迫害。在此之後，創傷未被療癒，而被封存在家族沉默中。數十年後，當國民黨以「穩定力量」形象出現在選票上，這些中老年人便可能選擇支持，以延續自己一生所學習的生存策略：服從與否認。   歷史記憶的稀釋與社會遺忘的制度化 記憶並不會自動轉化為集體意識，它需要透過語言、文本、儀式與教育被持續再生。歷史教育與公共敘事正是這種「記憶工程」的關鍵載體。然而，在香港與臺灣，這一工程在長期制度設計下遭到截斷或扭曲，導致創傷事件被個人化、邊緣化，甚至被國家敘事吞沒。 在香港，六七暴動與毛時代災難長期不在中學歷史課程中出現。殖民政府無意重提六七事件，因為這既涉及對左派工會的妥協，也揭示殖民體制本身的不穩定。九七主權移交後，中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中共歷史包裝為「民族復興的光榮之路」，而文革、大躍進與六七暴動則被簡化為「偶發錯誤」或乾脆被略去。於是，一位 70 歲的工會成員，他當年可能目睹左派學生被公安利用作政治工具，如今卻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出席活動，聲淚俱下地說：「我一輩子沒忘記中國怎麼從貧困站起來的。」 在臺灣，直到 90 年代末期前，歷史課本幾乎不提二二八事...